此外费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似乎都一直对台湾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视而不见；对毛和中共夺取中国政权后给大陆民众（包括许多中共党政军各级领导人在内）带来的持久的、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充耳不闻，仍然带着错误的偏见从事中国和东亚问题的研究，其研究出的结果与真实情况大相经庭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次费与另一位后来也被称为“中国通”的、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在飞机上邂逅，便怂恿基辛格要尼克松主动向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示好，这促成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基辛格和尼克松对中国大陆的访问。这次访问无异于给因“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和因中苏交恶而面临前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之下，陷入内外交困的中共极权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它得以苟延残喘，继续为害大陆民众和人类的文明与安宁。

在这次访问中，尼克松、“中国通”基辛格被毛那语无伦次的东拉西扯和周恩来的花言巧语弄得晕头转向、自惭形秽，纷纷拜倒在毛周脚下，他们称无法无天、随心所欲、胡作非为、漠视个人生命和权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并发誓要埋葬资本主义社会的毛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战略家、带领人民走向理想社会的理想主义者、政治家；称阴险狡诈的周是温文尔雅、机敏的外交家、谈判高手。

当时费也率历史代表团随同尼克松、基辛格一道访问中国大陆，尽管费因在东亚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他不可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但在他和他率领的历史代表团与周恩来一次长达11小时的交谈（实为被周“洗脑”11小时）之后，费居然得出当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勤奋工作的民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正在建设一个新生的国家”如此谬误的结论，实在令人惊讶。

如果说基辛格这位“中国通”对中共领导人、中共和中国大陆的状况作出误判，是因为他从未与中共当局及其领导人打过交道、从未到中国实地考察、工作和生话过所造成的，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费作为一个前后五次到过中国，并在中国前后生活工作了将近六年；且与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都有过交往；又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就一直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并被尊为全世界第一号“中国通”的学者，对中共、中共领导人、中国大陆社会和对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和台湾社会作出的判断和评价与真实情况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就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这次访问后，接踵而来的是台湾的国民政府被逐出联合国，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被中共当局所取代；美国与中共当局正式建交，与台湾的国民政府断交，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世界各国竞相与中共建交与台湾国民政府断交的浪潮，使得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又一次在世界各国的“中国通”们的误导之下，背叛并抛弃了与它们有着共同的民主宪政理念的台湾国民政府。

在基辛格的主导和费的幕后影响之下，这两位著名的“中国通”开启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当局这个共产极权政权长达四十多年的绥靖政策，在这种绥靖政策提供的资金、技术的滋养之下，打着改革开放招牌的中共当局，这个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和共产极权社会一切弊端之大成而产生的政治经济怪胎，到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头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文明与安宁的巨大的政治经济怪兽。这种对中共当局奉行的、已被事实证明了是失败了的绥靖政策，直至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才有所改变。

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到，被尊为全世界第一号“中国通”的费正清先生对中国问题的“不通”都达到了何种地步，那么世界其他各国的大小“中国通”们对中国问题又能“通”到什么地步呢？也就无须笔者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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