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的周作人，已经成为因“汉奸”罪名被剥夺正当话语权而不得不戴罪立功的“阶级敌人”，他所写作的大量回忆性质的文章中，埋藏了许多绍兴师爷式的避实就虚、颠倒反复、歪曲事实、混淆是非的刀笔陷阱。本文还原澄清的，只是这许多刀笔陷阱中比较值得同情的一例个案。

1918年1月9日，刘半农第一次到绍兴会馆拜访周作人，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寿宅。半农电话来询，旋来谈，借去古埃及传说集一本……”

同一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晴。下午往留黎厂付表拓本，并取已表者，工五元。寄李霞卿信。”

1月23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寿宅，3时返。半农来谈。晚11时去。”

同一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寄季市《新青年》一册，赠通俗图书馆、齐寿山、钱均各一册。夜韩谦来。”

刘半农连续两次登门拜访，都没有被鲁迅记录在案，除了另有事情需要处理、另有客人需要接待的客观原因之外，鲁迅当年并不十分看重刘半农，应该是更加重要的主观原因。《鲁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刘半农的名字，是1918年2月10日：“晴，星期休息。……晚刘半农来。”

刘半农把妻子女儿接到北京后，租住在地安门内西板桥胡同，与家住东板桥50号的马裕藻（幼渔）、陈大齐（百年）及家住东城南小街什方院43号的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相距不远。到了1945年，周作人在《曲庵的尺牍》一文中回忆说：1919年1月10日，别号“曲庵”的刘半农在标题为《昭代名伶院本残卷》的来信中写道：“（生）咳，方六爷，方六爷呀，（唱西文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曲滩簧。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呵，你就借去了罢。（下）”

与此相印证，周作人在1919年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阴，上午往校，得……半农函，俄国禁书一册。……晚得重久三日贺年片，作《随感录》二则，大雪。”

1952年，周作人花费一个多月时间写作共90节的《呐喊衍义》，其中第73节的标题为《方玄绰》，摘录如下：“《端午节》这篇小说是一九二二年六月所作，……这是小说，却颇多有自叙的成分，即是情节可能都是小说化，但有许多意思是他自己的。我们先看主人公的姓名，名字没有什么意义，姓则大概有所根据的。民六以后，刘半农因响应文学革命，被招到北京大学来教书，那时他所往来的大抵就是与《新青年》有关系的这些人，他也常到绍兴县馆来。他住在东城，自然和沈尹默、钱玄同、马幼渔诸人见面的机会很多，便时常对他们说起什么时候来会馆看见豫才，或是听见他说什么话。他们就挖苦他说是像《儒林外史》里那成老爹，老是说哪一天到方家去会到方老五，后来因此一转便把方老五当作鲁迅的别名，一个时期里在那几位口头笔下（信札），这个名称是用得颇多的。”

周作人所谓“老是说哪一天到方家去会到方老五”，采用的是他所擅长的绍兴师爷式的避实就虚、颠倒反复、歪曲事实、混淆是非的刀笔话语，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为了与时俱进地曲意说谎。

查勘《儒林外史》第46回《三山门贤人饯别五河县势利熏心》和第47回《虞秀才重修元武阁方盐商大闹节孝祠》，其中的酒糟脸、花白胡须的成老爹，是五河县的一名地产中介，当时叫做“行头”。成老爹趋炎附势，常常把出入暴发户方老六家里当作荣耀加以宣扬，因此被家道衰落、愤世嫉俗的儒教书生虞华轩狠狠地捉弄了一番。由于刘半农经常说起自己到位于北京南城的绍兴会馆拜访他所崇拜的周作人及鲁迅，言谈之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炫耀赞美的神态，便被并不崇拜周氏兄弟的沈尹默、马幼渔等人嘲笑为“成老爹”。作为刘半农第一崇拜对象的周作人自然就成了“方老六”。因为坚持隐姓埋名的匿名写作而在当时文坛声誉方面远远逊色于同胞弟弟周作人的鲁迅，因此成为朋友圈里的“方老五”。

当年的周作人已经成为因“汉奸”罪名而被剥夺正当话语权的“阶级敌人”，在鲁迅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偶像的大环境下，他自然不敢炫耀自己当年比同胞兄长鲁迅更加著名的历史事实；更何况他还要像《儒林外史》中的成老爹炫耀“方老六”那样，借着鲁迅的神圣招牌和文化遗产来赚取稿费以养家糊口。于是，戴罪立功并且委曲求全的周作人，只好充分发挥自己所擅长的绍兴师爷式的避实就虚、颠倒反复、歪曲事实、混淆是非的看家本领，把自己作为刘半农第一崇拜对象的历史事实，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地嫁接到鲁迅头上。并不久远更不复杂的历史事实，就这样被戴罪立功并且委曲求全的周作人曲意改写。

尽管如此，周作人化名“十山”的专栏文章《呐喊衍义》，依然没有逃脱惨遭腰斩的命运。1952年3月16日，上海《亦报》编辑部刊登一句话启事：“《呐喊衍义》自今日起不再发刊。”共有90节的《呐喊衍义》，至此才公开发表29节。对于只会写文章赚取生活费用的周作人来说，像这样的精神打击的严重程度，仅次于判处死刑，而且是他在1949年之前从来没有遭遇过的。1952年4月5日，流亡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粘贴了一纸既没有报名也没有日期的剪报，其中写道：“周作人在上海《亦报》上写《呐喊演义》，替鲁迅的文章重加注解，也作了一部分考证，……从这启事的措词上看，可知问题相当严重，而临时决定把《演义》腰斩，恐怕连周作人自己也不知罪在那里吧？”

这里的“演义”是“衍义”的误写。当年戴罪立功并且委曲求全的周作人即使在文章中确实有所“演义”，也只能用“衍义”二字来加以曲意表达和曲笔掩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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