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5月22日，吴稚晖在上海《民立报》刊登《可以止矣》，就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害之后的政治危机发表意见：“欲得与时势最适之总统应备之要素，一则实系官僚，暂与保持儒术之游魂余气也；一则近乎圣贤，则为君子儒也；一则略经欧化，以备儒术之蜕化也。以斯人当国，用旧道德裁抑名士，用新道德鉴别学生，庶旧染有涤除之日，而新机渐以萌芽。”

按照这样的新旧兼容的标准要素，吴稚晖撇开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及前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主张以国民党方面的蔡元培和进步党方面的张謇为总统候选人：“张君吾信其能读圣贤书者，其可以充选总统之条件，自有彼党罗示于国民，我则为吾党略状蔡君之能事，则曰：尊贤礼士，止嚣抑竞，奉公守法，十有二字。蔡君确守而不失，庶几阁部无幸位，曹司无幸禄，奔竞立息，逆旅俄空，于是士安于读，商安于市、工安于肆、农安于野，伟人名流皆戕其政界之野心，而谋实业之竞进。蔡君固又偏于进步，富于自由，绝非以因循守旧为苟安，苛刻为制裁，得此而使发狂之新民国休养一时，期休养中得适宜之滋补健全，自可卜矣。”

同年6月14日，进步党方面的著名记者黄远生，在上海《时报》发表《无理想无解决无希望之政治》，其中介绍说：“此间非国民党人对于国党健者怀好感者有三，蔡鹤卿、汪精卫、陈陶怡是也。”蔡鹤卿，就是又名孑民的蔡元培。所谓“此间”，指的是黄远生所居住的首都北京。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把1916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1916年3月22日，还没有正式登基的袁世凯，仅仅做了83天的空头皇帝，就在内外交困中宣布撤销帝制、恢复民国。6月6日，袁世凯在总统任上因病去世。在此之前的4月2 9日，蔡元培在致吴稚晖信中写道：“前日石曾先生函中言：闻英士主张以中山为总统，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与惕生等意见不同云云。但现在之发言权，均在各省将军，恐英士亦无可如何也。”

前沪军都督陈其美（英士），在袁世凯没有去世之前就急于推举孙中山继任总统。对于他的这种表现，连革命党内部同情黄兴一派的同盟会元老钮永建（惕生）等人，都不予接受；拥有军政实力和军政发言权的“各省将军”，更不可能予以接受。换句话说，在蔡元培、吴稚晖、钮永建等同盟会元老的心目中，直到袁世凯去世，孙中山无论是在精神境界还是在军政实力方面，都不是中华民国最为合适的总统人选。

关于吴稚晖所说的“尊贤礼士，止嚣抑竞，奉公守法”，蔡元培在1916年12月18日为堂弟蔡元康书写的对联中，另有更加经典的表述：“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意思是说，在事情进行不下去的时候，要首先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一个人应该多反省自己的责任，而不应当苛刻浅薄地责备别人。

但是，仅仅拥有蔡元培式的“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人格境界，是远远不足以充当党派魁首及国家元首的。据另一位国民党元老邓家彦回忆：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对于继承人选，“有图拥汪（精卫）者、有拥胡（汉民）者，亦有拥廖（仲恺）者。事实上亦无人具有与孙总理相埒之声望足以继起领导也。吴稚晖一度提议拥蔡孑民为首领，余立予反对。余鉴于蔡回国过上海之际，尝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并不反共也。然蔡早时出任北大校长，余亦竭尽绵薄，余固对事而不对人也。”

经过党内党外的反复较量，孙中山的政治接班人，最后坐实在掌握军事实力的蒋介石身上。但是，吴稚晖所理想的“与时势最适之总统应备之要素”，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合理性及生命力。

1935年7月26日，胡适在致罗隆基信中，针对蔡元培与蒋介石进行了如下比较：“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做出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种把已经去世的孙中山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的偶像崇拜，说到底只是为了维护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政治垄断和专制统治。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从而留在人们心目之中的，反而是蔡元培“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比较高尚健全的人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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