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军级以上军官军衔，基本上都是少将以上（副军级也有是大校军衔）。当局为何要在2019年年终之际， 要“先行调整军级以上军官军衔晋升有关政策”呢？按照当局的说法是，按照军官职业化改革方向，“全面推开军衔主导军官等级制度”。那么，到底具有哪些“意义”呢？本文试作如下三点解析。

第一，试图稳住、拉拢、控制高级军官群体，确保 “军委主席负责制”。

习近平治军的两大招，就是“军中打虎” 与“军改”。其表面用意是欲把军队从腐败不堪转变为“能打仗、打胜仗”，“里面”却是抓紧军权、防范政变。

所以，我们看到，上届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现任军委委员张阳、房峰辉及多位上将纷纷落马，尤其张阳被称自杀身亡，军队震撼都懵了。19大后“打虎”气势不如以前，但落马者仍持续不断，许多将官隐形、命运难料。今年10月26日，官方又首次证实战略支援部队前副司令员饶开勋（中将）、西部战区陆军前副司令员徐向华（少将）落马。

此外，当局频繁换将，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所有这些，都使军心不稳、将心不稳。

习近平当局为稳定军心、将心，给了军官这个群体一条出路：军官职业化；同时，为理顺军官内部等级关系，将当前已执行多年的、弊病重生的以职务等级为主导的等级体系，转变为军衔主导军官等级制。（军官职业化是世界各国普遍做法。）

第二，“军官职业化”是项系统工程，要动利益格局，当局低估难度。

但是，军官职业化并非说句话这么简单，它属于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难的部分之一，当局大概没有料到难度如此之大。

例如，军官职业化，要保证军官待遇优厚，而这需要投入大量财政资源。军费是一定的，这块涨了，就得消减其它方面，利益是刚性的，这不打架？如果涨军费，财政又怎样保持总体平衡？

又如，军官职业化，必定要大量减少军官，谁上谁下？中共军队向来是山头林立。军改中将陆军18个集团军缩减为13个，番号重新编，意图就是消平山头。但明的山头好像没了，暗地里的人际裙带关系，却断断是去除不了的，军中新的派系斗争，一直是或明或暗地进行着；尤其是中共政局“向左转”、持续恶化，反习势力更易联络。军改中的危机一直都潜藏着。

又如，军官职业化，出路（“退役”）要通畅，而军官转业安置一直是个老大难。当局强调“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是军地双方的共同任务，需要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关心支持。”没有极强的政治压力，地方会愿意背军方甩出来的“锅”？其中，当局又如何把捏？

第三，当局欲以先行调整军级以上军官军衔晋升政策来推进军官职业化，以军官职业化来推动军事政策制度改革。

前述问题反应出的，是利益格局必须大调整，除了军队内部关系调整外，还牵扯到外部的军民关系、军地关系调整等等，千头万绪，难以一时理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实际也是如此。

举个例子。早在2016年3月，中共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 “制定国防交通法，修改现役军官法等”，但没有下文。今年3月，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又提出“集中力量落实好党中央确定的重大立法事项”，包括制定军民融合发展法、退役军人保障法，修改现役军官法、兵役法等。

今年11月26日，当局召开“中央军委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咨询评估任务部署会”，分领域对拟出台政策制度和主要改革举措项目进行独立客观评估，为中央军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也是改革难度的一种表现。

按照当局军改规划（“三大战役”），将依次推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与军事政策制度改革。2018年11月，当局召开“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标志着“第三战役”开始，其初始目标是：2020年前，完成各领域各系统主干政策制度改革，构建起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基本框架；2022年前，健全各领域配套政策制度，构建起比较完备的军事政策制度体系。

2019年即将结束，当局初始目标难以按期完成。

在这种情形下，当局先行调整军级以上军官军衔晋升有关政策，意图就是以此为突破口，作为修改军衔条例和现役军官法的“紧前作业”，推动军官职业化；再以军官职业化来推动军事政策制度改革。

这个做法也有前例。当局为有效管控最高层人员和高级干部，中共政治局曾于2016年11月30日，审议通过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待遇文件；之后，军方先行，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当局策略是“以上率下”、“以军促民”。

但这个做法有没有效就难说了。例如，2014年10月，中纪委监察部官网称“中央正制定省部级干部生活待遇规定”，但是“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

而且，当局的军官职业化和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目的是保党，是把军队当作党卫军，阉割了军人之精神，完全背离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常则，注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