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右派，多年来我对有关右派的资料一直很留意，有关反右的研究著作，我也力求能够收罗齐全。关于这场运动，国内外已有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好像被研究者疏忽了，这个问题就是当年反右派的比例是根据什么确定的，确定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人们都知道，1957年共有55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但这只是个大概的说法，具体数字是很难确切知道的。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30万。后来不久，又说有40余万人。1959年中央在一份关于摘掉悔改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中，说约有45万人。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1980年共改正了54万余人，余下的5000余人是维持原案不改和尚须陆续甄别的（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这么大的政治运动，要详细精确统计出受难者的人数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法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55万这个数字是确定下来了，一般研究者都采用这个说法。李维汉晚年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也认为：“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该书下册8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李维汉反右时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的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个55万的数字是根据什么订出来的？谁订出来的？

我每读有关反右的资料，就绕不过这个问题，后来读了毛泽东的一些书，才感到这个55万的比例与毛泽东的数字观有联系。

毛泽东是受传统文化教育长大的，在他的读书生活中，读的是经史子集，《水浒》、《三国》之类，在数学一科中，毛泽东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文革时期，他在给清华附中学生的一封信中也说过，自己数学不好。毛泽东虽然数学不好，但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却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他喜欢用百分比来概括自己描述的东西，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尤其在50年代初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的数字观有很具体的表现，我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抄出几例，以说明他对数字的喜欢。

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汇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该书3册，89页）

看毛泽东的指示，始终不理解他的这些具体数字的比例是根据什么想出来的。打虎预算，中南局最近提了一个打大虎八十的预算，这在全国是最高的，你区和各区可参考中南计划的量增加预算；但你区和各区预算公布不久，可在做一时期取得更多经验后再行增加。（225页）

在“三反”时期，毛泽东的几乎所有重要指示都有关于数字比例的现象，而且此时就已形成了政治运动关于人的“预算观”，就是说运动中应有多少人成为运动本身的对象，都是经过预算的。

我先注意到毛泽东的数字观和预算观，我就想找出他在使用数字的时候，一般的习惯是什么。我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发现他的“比例观”是百分之十。就是说，毛泽东在判断许多问题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思维习惯，他的思维中经常有一个百分之十的对立面存在，他基本是以这个比例来划分许多群体，判断许多问题的。比如1952年他在给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一份批语中就说：“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151页）。这个“十分之一”的思维，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比例观。1964年10月11日，毛泽东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说到教授的情况，他的话是：“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页）。1955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好，何以不好？”（同上23页）。我只举这两个例子，仔细读毛泽东书的人，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思维习惯。

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的“比例观”，那么关于55万右派的比例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说到知识分子，他认为“估计五百万——小学教员、教职员、行政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员，还有新闻记者、医者……五百万吧。五百万里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毛泽东思想万岁》138页）。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是1957年3月。在他的记忆中，中国有500万知识分子为基数。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界代表谈话，毛泽东说：“我们中国有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坏在成了堆”（同上153页）。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500万左右。这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500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79－380页）。

按毛泽东的习惯，500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的，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是不好的，500万的百分之十，恰好就是50万左右的右派，这个右派的比例正合毛泽东的思维习惯。毛泽东喜欢百分之十这个比例，说500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不可靠，但是说到这500万人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的人，毛泽东又用了他的比例观：“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就500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同上380页）。

反右开始以后，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起草过一份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他说：“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它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同上537页）。

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毛泽东喜欢用他固有的比例观判断问题，结果使500万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十的人成了右派。

数字是抽象的，而个人是具体的，喜欢用数字思维的政治家可能总以为好人是多数，他的百分之十并不为过，但500万的百分之十不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再小的数字比例，它所对应的都是具体的个人，而喜欢用数字将人分为不同群体的人，似乎忽略了这点。

这一思维习惯的结果，用李维汉的话说就是：“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回忆与研究》下册339页）。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