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 1994年春天中共扣押了我，这就是那次十八个月的非法拘禁，他们叫做监视居住。扣押期间中共的代表来找我谈判。当时他就提到中共的主要利润来自对外贸易，大约百分之三十，其中从美国得到的占百分之七十。没有这些利润，中国的经济就垮了。而我当时约好了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弗见面，他是美国对共产党比较强硬的政治家，见面会导致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当时共产党就很在意这些问题。 到一九九七年，江泽民和克林顿实现了互访，这代表对中共的政治制裁基本上解除了。但是条件是放了我和王丹。否则克林顿对美国国内就不太好交代。
政治制裁解除之后，他们马上就在考虑解除经济制裁。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八号我和克林顿见面时有一个小插曲，我在说服克林顿要利用每年一次审议最惠国待遇向中共施加压力，改善中国的人权。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插话说：我们也不能把生意都让给欧洲人呀。之后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克林顿出面打圆场。 会面之后，一位国会议员自己开车带我去参加了一个私人聚会。到场的都是各大公司的高管或者总裁，甚至有人会讲中文。吃饭时大家讲了很多赞扬我勇敢的套话，饭后咖啡时间他们终于说到了正题，希望我和他们合作，甚至说之后我的工作会得到他们的巨额捐款，甚至可达上亿美元。 我问什么事情上合作，他们说对中国的贸易遇到了很大阻碍，希望在结束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上与他们合作。我立刻表示反对，并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吵，认为不惩罚共产党就是对美国民主自由的背叛。这时一位女士激烈地反驳我说：那我们美国也不能回到麦卡锡时代呀。我愤怒地反驳她说：麦卡锡时代有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同一个时间共产党屠杀了几百万所谓的地富反坏。难道麦卡锡反共防共错了吗？大家不欢而散。
我当时就觉得美国的企业界是推动解除对中国经济制裁的最强大的力量。 可能他们知道不可能得到我的配合，还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和游说。事情一直拖到两年之后，九九年出我从台湾访问回到美国，南希佩罗西找到我说：有人提案要给与中国永久的最惠国待遇。我立刻决定配合两党议员反对这个提案。但因为佩罗西的第一炮记者会时，我们正好在日内瓦联合国和共产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就没参加这第一炮。 从日内瓦回来后我就发现形势比我想象的严重。两党的很多重量级议员和一些委员会，都强烈支持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
这其中包括权力最大的财政金融委员会。它的女主席在一次听证会上说：香港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在华盛顿游说，推动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中国的民运领袖也支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当时就有记者问民运领袖是谁？主席女士王顾左右而言他。记者连问三次说：中国民运领袖魏京生就在现场，你可以让他出来说话。但她同样地不回答就转移了话题。 当时这个问题在媒体上炒得很热，所有人都明白最惠国待遇是对付中共的武器。取消了这个武器，所有对中共的决议说法都是没有牙齿的东西。如果不能对对方构成威胁，别人为什么要在乎你呢？
当时美国的民意调查都说明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美国民众反对给中共永久最惠国待遇。第一是因为不利于改善中国的人权，第二就是廉价商品进入美国会导致大量失业。 很多美国政治家为了中国的人权和美国工人的利益付出了很重代价。而我们中国人的表现太让人失望。特别是香港、台湾面对中共的巨大压力，反而出面为中共解套，增强敌人的实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愚蠢。所以中共成功以后很多议员都对我说，不想再管中国的事情了--我们为你们付出代价，你们的表现却这么差，我们不想再听到中国这个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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