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上报》10月20日评论文章指出，如果站在北京立场上考虑一下“假如事情发展到最坏地步会怎样”，就能理解习近平在美中贸易战和香港问题上做出的回应。

文章说，中共领导人至今已经累积无数历史经验，深知共产党亡党危机大多只会从国内爆发，包括派系斗争、地方革命或经济灾难，这些才能真正刺中专制政权要害。而外敌入侵并非中共首要担忧之事，因为美苏冷战从未发展成热战，在美中最敌对的时期，美军也没有直接对中国本土进行攻击。

因此，北京当前最担心的不是川普将美中对抗推向新冷战。习近平每逢对美强硬时，往往重提所谓“自力更生”、“延安精神”，这不过是做出最坏打算，认为充其量只会遭受经济制裁和军事戒备，不会爆发战争危及中共政权。

文章还说，中共滋养“爱国主义”多年，也可以轻易地把贸易战责任推卸给美国等“外国势力”。因此，习近平才在5月推翻已谈好的美中贸易协议，宁愿为美中关系破裂负上全责，也要竭力将谈判拖延至美国大选之后。

文章分析，习近平认定中共的生存命脉在于“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不断强调“不忘初心”。这种政治纲领凌驾经济效益的基调，决定了他不会对外签署所谓的“21世纪不平等条约”，而是坚持“战斗到底”的道路，要斗至最后一刻再决定是否必须妥协。

因此，习近平情愿短期“承诺输送更多利益”以拖延时间，以争取获得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做出最大的“政治、外交让步”，也可能包括换取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尽可能地低调。

文章认为，习近平真正忧虑是香港局势，其次才是缓解经济处境。他一再延迟举行第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是为了确保能稳住局面，避免党内出现政治危机。这些考量都要多过对美中对抗的担忧。

文章说，北京最担心香港会爆发“颜色革命”，进而蔓延到中国大陆，危及中共统治。于是习近平在这段时间，借用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形成了党内共识，主要依据是邓在1987年的讲话：“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因此，虽然香港不见得因此成了“反对大陆的基地”，但中共还是定性“香港出现颜色革命”，以防止港人抗争蔓延，也令中共一切打击手段更具“正当性”。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港府不断升级镇压态势，港警也不断升级滥暴滥捕和私刑，甚至出现陈彦霖浮尸案等恐怖事件。

近期以来，北京当局不断收紧对国企和私企的控制，甚至已在香港开始强征私企土地。有消息称，当局早已准备抢劫私企财产，重回计划经济，以图渡过政治危机。这些迹象或验证了上述台媒的判断，即中共宁愿经济大倒退，也要力图保住权力。

不过，也有专家指，今时已不同往昔，中共意识形态几乎全面崩塌，经济增长已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因此，经济衰退虽然不会如同香港危机和中共内斗等一样直接危及政权，但一旦经济走向崩溃，中共统治也可能因此迅速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