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议员公开威胁称他“不会犹豫”暗杀川普总统

发表： 2025-02-09 01:23:47 | 更新： 2025-02-09 01:23:47

【中国观察2025年2月8日讯】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穆杰塔巴·扎雷近日在伊朗社交媒体平台Eitaa上公开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不会犹豫”暗杀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此言论被认为是对川普近期对伊朗发出警告的直接回应，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扎雷表示：“如果有机会，我会亲自惩罚你！”他进一步强调：“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你，请注意，我是一名政治官员，我会用外交方式说这句话。”

扎雷在讲话中提及2020年美军对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的空袭，并表示伊朗人民一直等待机会“以一种光荣的方式”复仇。他声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仍在讨论报复行动，并认为苏莱曼尼之死“绝不会被搁置”。

此外，扎雷提及此前针对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并声称：“仅凭美国人民就足以杀死你，感谢上帝，美国自由战士已经做好准备，等待他们的回合，并且已经多次接近取走你的生命。”他进一步表示，“这项崇高的工作正在美国各州继续进行。”

伊朗巴黎全国抵抗委员会（NCRI）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阿里·萨法维在接受《布赖特巴特新闻》采访时谴责了扎雷的言论，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这些言论虽然令人愤慨，但并不令人意外。恐怖主义深深植根于伊朗政权的DNA中，其历史上多次在海外策划暗杀行动，包括2018年巴黎和阿尔巴尼亚的袭击阴谋，以及最近暗杀前欧洲议会议员阿莱霍·维达尔-夸德拉斯教授。”

此外，美国倡导组织“联合反对伊朗核计划”（UANI）的政策主管杰森·布罗德斯基呼吁对扎雷实施制裁，以遏制伊朗政府不断升级的威胁。

川普总统在周二签署行政命令，恢复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时，被问及如果伊朗试图刺杀他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回应称：“如果他们这么做，他们就会被消灭。这将是末日。我已经留下了指示。”

川普还表示，他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愿意与伊朗领导层进行对话。然而，他同时警告称，伊朗目前距离研制核武器“太近了”，并坚称，如果他在2020年后继续担任总统，伊朗就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自2020年1月美军在巴格达发动空袭击毙苏莱曼尼以来，美伊关系持续紧张。伊朗官员多次誓言要对苏莱曼尼之死进行报复，而近期的威胁则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对抗。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伊朗的暗杀行动保持高度警惕。近年来，伊朗在全球范围内被发现策划多起暗杀阴谋，其中包括试图在美国领土上袭击美国官员和异见人士。

目前，美国政府尚未宣布是否会对扎雷个人或伊朗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华盛顿方面已明确表示，如果伊朗胆敢采取行动，将面临“毁灭性”后果。

这场围绕伊朗议员扎雷威胁川普的事件，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评论，涉及民族主义、宗教仇恨、战争意愿、美国政治分歧、以及对当前全球局势的极端情绪反应。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分析这些评论反映出的社会心理及意识形态倾向。

1. 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战争狂热
许多评论者表现出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他们认为伊朗的威胁是对整个美国的挑战，因此应当用最强硬的手段回应，包括军事打击、特种作战甚至核攻击。例如：

“川普应该炸毁他的办公室和家庭住宅。”

“伊朗需要成为一个玻璃停车场。”（暗指核攻击）

“是时候让伊朗从地图上消失。”
这些言论反映出一种“零和博弈”思维，认为外交解决毫无意义，唯一的答案就是以压倒性的武力回应。这种观点在川普支持者群体中尤为常见，因为他们认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并认为过去的“软弱”导致了美国被敌人轻视。

2. 对伊朗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仇恨
相当一部分评论不仅针对伊朗政府，而是直接将仇恨扩大到整个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群体。例如：

“伊斯兰教不是宗教，而是军事综合体。”

“所有阿拉伯人都该被消灭。”
这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明冲突”论调，认为伊斯兰文化本质上与西方民主制度格格不入，因此必须被遏制甚至消灭。这种极端言论可能源于长期以来的反恐战争背景下，美国社会对伊斯兰世界的敌意，但也可能与右翼媒体的叙事密切相关。

3. 右翼保守派对川普的个人崇拜
许多评论者不仅支持川普采取行动，甚至将他视为救世主，表达了宗教般的信仰。例如：

“川普和埃隆以耶稣的名义受到保护！”

“上帝保佑川普总统！”
这种言论显示了一种“政治神圣化”现象，即将政治领袖赋予超凡的道德和历史使命。这不仅仅是对川普政治理念的认同，更是一种宗教式的情感依附，认为他是对抗邪恶势力的唯一希望。这在川普的核心支持者群体——尤其是福音派基督徒中尤为明显。

4. 对拜登及民主党的强烈不满
评论中充斥着对拜登政府的愤怒，认为拜登的“软弱”政策直接导致了伊朗敢于威胁川普。例如：

“如果叛国的拜登政府没有解冻伊朗的资金，他们今天就不会这么狂妄。”

“拜登和奥巴马给了伊朗制造核弹的资金。”

“民主党人从未真正保护过美国。”
这表明，在川普支持者看来，拜登不仅仅是个无能的领导人，甚至是故意“出卖美国”的“叛徒”。这与川普长期以来对民主党的指控相一致，即民主党过度容忍外国威胁、纵容非法移民、削弱美国军力，甚至“与敌人勾结”。

5. 对全球秩序的简单化理解
一些评论显示了对国际关系的极端化和二元对立思维。例如：

“川普需要向他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我们不会再被欺负。”

“只要向德黑兰发射一枚热核弹头，他们就会明白自己无关紧要。”
这些言论显示出一种“强权即公理”的国际观，即通过武力施压可以解决一切外交问题，而不考虑地缘政治复杂性。这种观点通常与川普政府的“实力外交”思维一致，但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6. 对特定地区（如密歇根州）的不信任
有一些评论不仅仅针对伊朗，还将仇恨情绪投射到美国国内的穆斯林社区。例如：

“伊朗将变成停车场，密歇根州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

“要搜查各州的潜伏恐怖分子。”
密歇根州，尤其是迪尔伯恩市，拥有大量阿拉伯裔美国人，许多是穆斯林。这种言论反映出右翼保守派对这些社区的长期不信任，认为他们可能是“恐怖分子的温床”。这也与川普及右翼媒体多年来对移民和穆斯林社区的负面描述相呼应。

7. 暗杀与非正规战的幻想
一些评论者不仅呼吁军事打击，还幻想使用暗杀、特种作战等非正规战术。例如：

“几个绿色贝雷帽或陆军游骑兵就能让这个 POS 进入休眠状态。”

“川普应该派无人机送上去。”

“找出他们在美国境内的所有特工，将他们遣返回伊朗——然后消灭他们。”
这些言论反映了一种“间谍小说式”的思维方式，认为美国可以通过精准暗杀和特种作战轻松消灭敌人，而不会引发任何后果。这种观点可能受到过去美军成功击杀本·拉登、苏莱曼尼等人的影响，但现实世界中的非正规战远比这种想象复杂。川普政府曾下令击杀伊朗将领苏莱曼尼，此举虽被部分美国民众视为胜利，但其后果是伊朗加大对美军的敌对行动，并促使伊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种“斩首行动即万能”的观念不仅过于天真，也可能使未来的军事冲突变得更加不可控。

这些情绪的蔓延，可能加剧美国社会的极端化趋势，并影响未来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川普已重新掌权的情况下，这种民意基础可能推动更激进的外交和军事决策，使中东局势更加紧张。

大量网友的评论展现出极端民族主义、战争狂热、宗教仇恨、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深刻分裂，以及对当前全球局势的极端情绪化解读。这些反应不仅仅是单纯的愤怒，而是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倾向，值得深入探讨。

这些评论展现了美国社会在极端政治情绪下的集体心理：极端民族主义、对伊斯兰世界的深刻敌意、对川普的个人崇拜、对民主党的强烈不满、对国际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对美国国内穆斯林社区的不信任，以及对非正规战争的幻想。这种情绪不仅反映了社交媒体环境如何加剧极端化，也预示着美国未来政策可能向更具对抗性的方向发展。在川普重新掌权的背景下，这种民意基础可能推动更激进的外交和军事决策，使得中东乃至全球局势更加紧张。因此，理解并反思这种极端化情绪的成因，对于缓解社会对立、推动更理性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

西方保守派民众对伊斯兰教文化入侵的抵抗，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尤其是在面对大量难民涌入西方国家的背景下。这些难民的涌入，尤其是在近年来，成为了西方国家社会和政治讨论中的一个焦点，特别是英国。保守派民众对这些现象的抵触，不仅仅是对移民潮的反应，更是对文化认同、社会结构以及传统价值观的深刻担忧。

首先，保守派民众普遍担心，伊斯兰教的文化和价值观与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传统文化存在根本性冲突。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文化强调的教义、法律（如伊斯兰教法）以及社会规范，可能与西方社会倡导的个人自由、男女平等、宗教宽容等价值观格格不入。随着大量穆斯林难民进入，他们认为，伊斯兰文化的涌入将对西方传统价值观构成威胁，甚至会逐步改变社会的面貌。例如，许多保守派认为，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多，西方国家可能不得不对这些文化习俗进行适应或妥协，从而影响社会的整体价值体系。

其次，西方的左派政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对这些移民潮的促进者，甚至是利用这些移民来改变选举格局和社会结构。保守派认为，左翼政府通过引入大量难民，不仅改变了国家的民族结构，还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为移民群体提供福利，增强了自己在选举中的支持基础。换句话说，左派政权通过迎合这些新移民群体的需求，确保了选民基础的扩展，但这种做法也让保守派民众感到社会的传统秩序和文化价值正在被削弱。他们认为，左派政权不顾国家长期稳定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过度开放边界和迎合移民群体的需求，最终可能导致原本的民主制度和文化认同遭到破坏。

再者，随着伊斯兰教社区的扩大，一些保守派人士观察到，部分穆斯林群体在西方社会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感，他们可能倾向于遵循伊斯兰教法，甚至在某些地区寻求建立“伊斯兰社区”。这种文化自觉和群体认同可能导致这些群体与当地文化发生隔阂，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保守派担心，这种隔阂不仅影响社会的和谐，还可能导致社会治安问题、极端主义和文化冲突的出现。随着更多穆斯林难民涌入，西方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变得更加复杂，保守派民众担忧，西方的文化基础将被这些外来文化逐步侵蚀，最终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此外，保守派对伊斯兰教文化入侵的抵抗也与对移民潮带来社会经济压力的担忧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大量涌入的难民需要政府提供大量的公共资源，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而这些资源本来就已经紧张。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保守派认为，这将对本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经济结构造成沉重负担，可能影响本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的分配。因此，保守派主张收紧移民政策，尤其是对文化和价值观差异较大的伊斯兰教徒难民的移民控制，认为这是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

西方保守派对伊斯兰教文化入侵的抵抗，可以看作是对身份、价值观以及社会秩序的一种保护。他们认为，随着大量穆斯林难民的涌入，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和民主制度将面临严峻挑战。而左派政权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则被保守派视为进一步加剧这一局面的推手。这些担忧深深植根于对文化认同、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保护心理，表现为对移民潮的反对以及对更严格移民政策的呼声。

过去几十年里，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逐渐显现，它深刻地重塑了西方和中东的政治与社会格局。在巴拉克·奥巴马、乔治·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等领导人主导下，民主党和新保守派精英联合推行了一项干预主义外交政策，这种政策不仅破坏了中东的稳定，还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移民潮，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剧烈冲击。其后果不可小觑，这些政策不仅助长了如ISIS这样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崛起，也加速了欧洲和北美传统民主制度的瓦解。

这一战略的核心是“民主化中东”，往往通过军事干预来实现。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和利比亚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的垮台，被宣传为解救人民的崇高事业，旨在摆脱独裁。然而，这些行动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去除这些世俗的独裁者后，产生了权力真空，为ISIS等极端主义组织的崛起提供了滋生土壤。结果并非民主的到来，而是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整个地区陷入动荡，数百万难民被迫逃离家园。

这些难民没有停留在原国土之内。随着战争的蔓延和社会的解体，难民开始大量涌入欧洲和北美。他们不仅寻求安全，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宗教和政治挑战。西方的左派精英，看到难民潮是推进全球化议程的机会，便热情接纳了这些难民。与此同时，他们对这些移民对社会凝聚力和民主制度稳定性所带来的长期影响视而不见。在欧洲，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开始给公共服务、就业市场和社会整合带来巨大压力，并引发了关于国家认同和文化整合的紧张局势。

民主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积极推行开放边界政策，倡导“全球村”理念，认为国家身份和主权是进步的障碍。与此同时，新保守派继续推动更为激进的外交政策，常常以传播民主或保护人权的名义推进。结果就是一个无尽的动荡循环，中东地区持续瓦解，而西方国家则在内外压力的双重夹击下，努力维持传统社会结构。

这些民主党和新保守派的联手，深刻塑造了现代世界。尽管他们的行动往往以崇高的理想为理由，但现实却远非理想化。去除中东的专制政权并未带来民主的曙光，反而创造了一个权力真空和混乱局面，为极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传统民主制度在全球化和移民潮的冲击下变得愈发脆弱。西方政界精英们不断推动“多元文化”的社会模型，却忽视了其对传统文化和国家认同的破坏。

随着难民危机的继续升级，西方正面临其外交政策失败的直接后果。如今，西方亟需一种新的方法，优先考虑国家主权、社会稳定和传统民主价值观，而非一味追求全球化的乌托邦目标。西方应当面对其过去行动的后果，重新构建一个更加安全、凝聚和可持续的未来——一个尊重公民权利与认同、把本国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未来。

全球主义精英利用伊斯兰教难民涌入西方国家，冲击传统西方民主制度的现象，可以从几个层面进行分析。全球主义者的目标通常是通过塑造一个“无国界”的世界来实现全球化议程，而这些难民潮则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工具之一。这一过程不仅挑战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还对其传统的政治制度、文化认同以及民主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全球主义精英推动难民潮的根本动因之一是希望消除国界和民族差异，通过大规模的跨国流动将世界各国、不同文化和社会融合到一个全球性框架中。西方左派政权，尤其是在欧盟和北美的某些政府，往往支持这种大规模的难民接纳政策。这种政策的推动通常表现为道义上的呼吁——为了拯救遭受战争和贫困的难民，西方国家应该敞开大门。然而，这种做法在操作层面上却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当大量文化和宗教背景差异巨大的难民涌入西方社会时，传统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秩序受到了强烈冲击。

从文化冲击的角度来看，伊斯兰教背景的难民往往携带着与西方传统价值观、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截然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西方社会的文化认同——特别是基于基督教传统的文化框架、性别平等、人权和个人自由等观念——在面对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难民时，常常遭遇冲突。伊斯兰文化的某些方面，例如对女性权利的限制、对宗教的极端看法等，与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不相容，容易引发社会的不满与对立。这种文化上的冲突不仅增加了社会分裂，也激化了民众对移民政策的不满，进一步破坏了西方传统的社会契约。

其次，从政治角度来看，全球主义精英通过推动难民潮和宽松的移民政策，实际上是在削弱西方国家传统的国家主权和民主制度。传统的西方民主制度强调民众的集体意志和国家的主权，而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潮和跨国流动破坏了这一基础。当难民大量涌入后，尤其是当这些难民并没有完全融入西方社会，而是形成了孤立的群体，西方国家的民主系统开始失去其代表性和合法性。因为，这些移民往往不会在短时间内适应西方的政治文化，也可能由于语言、教育和就业等问题，难以有效参与到民主进程中来，形成了“外部参与者”的局面。这种局面逐渐破坏了传统的民主体制，因为它导致了本土民众的声音在政治决策中被削弱。

再者，全球主义精英利用难民潮来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通过制造“全球人道主义危机”来迫使国家和民众接受跨国治理框架。通过在国际层面上推动宽松的移民政策和开放的边境制度，全球主义精英试图推动跨国协议和全球治理结构的形成，进一步削弱国家主权。通过大规模接纳难民，西方国家面临的社会压力和政治挑战就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开始逐渐向跨国治理模式过渡。例如，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在难民问题上的参与和主导地位，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主义者的全球治理议程。而这一过程常常使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陷入动荡，因为民众对于政府处理移民问题的能力产生了质疑，政治极化加剧，右翼和保守派反应强烈。

最后，全球主义精英通过与左派政权的合作，推动开放边界的移民政策，实际上是在借助移民的票仓来维持自身的政治控制。大规模的移民特别是在某些城市和地区可能带来新的选民基础，推动左派政党的政治利益。然而，这一策略从长远来看却带来了不稳定，因为传统的西方选民尤其是保守派和右翼民众对这种“文化入侵”产生了强烈反应。他们认为，这种移民潮不仅削弱了本国的文化身份，还让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加不安全。右翼政党往往利用这种不安情绪，提出更加强硬的移民政策，从而推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与全球主义精英推动的全球化目标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全球主义精英通过推动伊斯兰教难民潮的方式，实际上是在冲击和挑战西方国家的传统民主制度。他们通过制造文化冲击、削弱国家主权、推动全球治理和借助移民票仓，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议程。然而，这一过程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民众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反全球化的力量正在逐渐崛起。这种局面可能会导致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发生深刻变革，甚至会迎来更加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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