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困境催生‘远洋捕捞’？

发表时间： 2026-10-04 12:21:11 人气：335 次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10月05日讯】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以及部分地方财政承压，一种被民营企业界称为“远洋捕捞”的跨区域执法现象再次受到关注。所谓“远洋捕捞”，通常是指地方执法机关跨省甚至跨地区对与本地没有直接关系的企业或个人采取刑事调查、拘捕、查封、冻结资产等措施，并由此产生罚没或资产处置收入。近年来，中央部门曾多次要求规范异地执法、避免利用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但相关争议并没有完全消失。

香港《明报》9月22日报道的一宗案件尤其受到关注。报道援引大陆微信公众号“法与情”的调查称，上海企业负责人郑帅2024年1月被湖南邵阳县警方跨省带走，案件涉及其公司为境外客户开发的带有VPN功能的软件。根据相关调查报道，办案过程中，邵阳县方面曾要求郑帅缴纳1亿元人民币，并将其与案件处理及人身自由联系起来。相关人员甚至被指曾谈及当地财政困难等问题。

公开报道还称，郑帅后来缴纳了这笔款项并获得取保候审，但随后又被重新羁押。其中超过6000万元被转入邵阳县财政部门的非税收入账户。有关办案过程的细节目前主要来自调查报道、当事人及相关渠道，并非全部经过法院最终判决确认，因此其中涉及的执法人员言论、款项性质以及整个案件是否构成违法办案，都仍需要以司法调查和法院裁判为准。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办案”和“创收”之间的界线。如果一个地方公安机关跨省抓捕企业负责人之后，以缴纳巨额款项作为获得自由或者案件处理的重要条件，那么刑事执法就可能被质疑是否已经偏离正常司法程序。尤其当相关款项最终进入地方财政的非税收入账户时，外界自然会进一步追问：这笔钱究竟是依法作出的罚没收入，还是在案件尚未最终审结之前，通过强制手段取得的资金。

地方财政压力确实是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背景。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1.60万亿元，同比下降1.7%；其中非税收入3.97万亿元，同比下降11.3%。与此同时，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77万亿元，同比下降7%，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15万亿元，同比下降14.7%。土地财政收入下降以后，地方政府过去依赖土地出让形成的资金来源受到明显影响。(mof.gov.cn)

需要特别纠正一个容易被混淆的数据。全国2025年非税收入并不是2.32万亿元，而是3.9682万亿元；2.32万亿元如果被用来描述全国非税收入，会产生明显误导。财政部公布的全国财政数据同时显示，2025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为12.21万亿元，同比增长2.4%，地方财政运行压力仍然存在。(mof.gov.cn)

非税收入本身也不能简单等同于罚没收入。非税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以及其他项目。2025年全国财政收入下降背景下，非税收入仍然是地方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据此推出所有非税收入都来自企业罚款或者所谓“远洋捕捞”。过去公布的数据也显示，非税收入增长往往包含盘活国有资产资源等多种因素。(mof.gov.cn)

真正受到企业界担忧的是其中的罚没收入。中央财政2025年决算数据显示，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的罚没收入为375.7亿元，比预算数高出70.8%，同比增长58.9%。但这只是中央本级数据，不能直接用来推算地方罚没收入规模，更不能据此证明地方普遍依靠罚没收入维持财政。(mof.gov.cn)

“远洋捕捞”之所以受到民营企业家关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跨区域执法容易造成企业所在地与办案地之间的信息和资源不对称。一家企业如果主要经营地点在上海、深圳、杭州或者其他经济中心，却突然被外地公安机关以刑事案件名义调查，企业可能需要面对人员被带走、账户冻结、办公设备被扣押以及经营活动中断等连锁反应。对于现金流依赖较高的中小企业，即使最终没有被判刑，长期冻结资产本身也可能造成严重经营损失。

更复杂的是，一旦企业资产被冻结，企业负责人往往很难保持正常经营。员工工资、银行贷款、供应商货款、税费以及客户合同都需要继续处理。如果核心负责人长期被羁押，企业甚至可能在案件最终判决之前已经失去经营能力。因此，刑事案件中的财产措施不仅影响被调查者本人，还可能通过供应链和就业进一步传导到其他企业和普通员工。

近年来，中央层面已经多次提出规范涉企执法和异地执法。202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等部门开展相关专项整治，重点之一就是纠治趋利性执法司法、违规异地执法以及利用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等问题。政策层面不断强调规范执法，本身也说明这类问题已经进入监管部门的治理范围。

郑帅案件中，邵阳县公安局原局长尹向锋、副局长唐战雄后来被免职，相关办案人员也受到处理。公开报道显示，这起案件因此成为“远洋捕捞”争议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但免职并不等于已经完成刑事责任追究，更不能据此直接认定所有案件参与人员存在犯罪行为。究竟哪些行为违反程序、哪些行为涉及刑事责任，仍应当通过正式调查和司法程序确定。

一些维权人士和评论人士则从更大的制度环境分析这一现象，认为地方财政压力可能使部分地方产生更强的“创收冲动”。这种观点能够解释为什么近年来“趋利性执法”成为企业界反复讨论的话题，但它仍然属于分析判断，不能把所有跨区域办案都归入“远洋捕捞”。正常的跨区域刑事侦查本身并不违法，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真实犯罪事实、管辖权是否合法、强制措施是否符合程序，以及查扣和罚没财产最终如何处理。

对民营企业，真正危险的并不只是一次罚款，而是企业经营环境中的法律预期发生变化。如果企业家无法判断什么时候会被外地公安机关调查，也无法预估被冻结资产什么时候能够解冻，那么企业就会更加倾向于减少投资、降低库存、保存现金，甚至把新增业务转移到其他地区或海外。这样的行为会进一步影响地方投资和就业，形成财政压力与企业信心下降之间的循环。

房地产市场下行又让这种压力更加突出。2025年全国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已经下降14.7%，而土地出让收入过去长期承担着地方建设、城市开发以及部分公共支出的重要资金来源。房地产市场没有恢复到过去的规模之后，地方财政必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规范罚没收入、严格区分合法执法与趋利性执法，对于维护企业预期的重要性更加突出。(mof.gov.cn)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真正的安全感并不是某一年少交多少税，也不是地方政府出台多少招商优惠，而是企业能够确定：只要依法经营，就不会因为地方财政压力而突然成为执法对象；如果真的涉嫌违法，也能够获得独立、透明和符合程序的调查与审判；即使资产被查封，也有明确的法律程序和救济渠道。

“远洋捕捞”这个词之所以能够在企业界持续流传，本身反映的是民营企业对跨区域执法和财产安全的担忧。郑帅案件究竟最终如何判决，还有待司法程序给出答案。但如果地方财政压力最终传导到企业身上，以罚没、冻结和查扣资产弥补财政缺口，那么受到影响的就不仅是某一个企业家，而是整个市场对产权安全、司法程序和长期投资环境的预期。财政越困难，越需要守住执法边界，否则短期获得的收入，可能换来更长期的企业信心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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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26-10-21 11:51:17 | 更新：2026-10-21 11:51:17 人气: 44422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10月21日讯】法国近期爆发的大规模示威，从学生对教育条件和公共服务的不满，逐渐扩大为涉及工会、黄背心运动参与者、左翼政党及激进组织的全国性动员。10月17日，多地出现打砸、纵火、抢劫和警民冲突，公共建筑与商业设施遭到破坏。法国政府指责激进左翼分子和趁乱犯罪者利用示威制造混乱，左翼政治力量则反驳政府借骚乱转移社会矛盾。事件背后，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原本具有具体诉求的社会抗议，如何被不同政治组织整合进更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反政府和反现行制度运动？

福克斯新闻10月19日刊发调查报道，梳理法国学生抗议及其外围支持网络，列出54个组织和运动，其中16个属于学生或青年团体，其余包括工会、共产主义组织、革命社会主义团体、环保组织、亲巴勒斯坦团体及国际媒体等。报道认为，部分激进左翼组织并不满足于改善学校条件，而是希望把学生诉求扩大为针对资本主义、政府财政政策、警务制度和军事开支的政治斗争。

这份调查提供了观察法国抗议组织结构的一条线索，但必须区分组织参与、政治声援和暴力责任。被列入抗议网络，并不意味着每个组织都参与了抢劫或纵火；存在跨国联系，也不能自动证明存在统一指挥。要确认某个组织是否策划或推动暴力，仍须核对其公开声明、行动记录、资金流向及司法调查结果。对左翼组织的政治路线可以展开批评，对具体违法行为则必须落实到事实和证据。

资深媒体人蓝述认为，法国事件不能只理解为学生争取教育资源，而应观察左翼力量如何利用学生诉求，将局部抗议扩展为更广泛的政治动员。他还将西方经济压力与全球化、来自中国的低价商品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加剧了欧洲产业和就业压力。这一分析涉及真实存在的国际贸易竞争问题，但贸易竞争、产业转移、技术进步、欧洲自身的经济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变化，均可能影响就业与收入。若要进一步证明中共的产业政策如何加剧法国社会矛盾，还需要具体的产业、贸易和就业数据，不能仅凭骚乱本身完成因果推断。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则从法国的政治与财政困境分析局势。他认为，政府财政压力、国会政治不稳定以及民众对生活成本和教育条件的不满，给激进组织提供了扩大动员的机会。法国本轮示威确实不再局限于学生，工会、黄背心运动参与者和不同左翼团体也加入其中。路透社与《世界报》的报道同样显示，抗议议题已经从学校条件延伸至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和政府政策，部分激进分子则在示威期间与警方发生冲突，并实施破坏和抢劫。

这正是激进政治动员需要审视之处。共产主义和革命左翼传统强调阶级对立，部分组织试图把工资、公共服务和财政预算等具体争议，放进反资本主义的整体叙事中。劳动者要求改善待遇、学生要求增加教育资源，都可以是正常的公共政策诉求；但如果组织者进一步把社会冲突解释为必须推翻现有制度的斗争，甚至把破坏商业设施和攻击执法人员包装成革命行动，抗议就可能偏离最初诉求。判断这一过程是否发生，需要研究组织的实际口号、动员策略与行为，而不能仅凭其左翼身份作出结论。

跨国政治网络也需要同样审慎地调查。福克斯新闻提到一些共产主义活动人士、国际媒体及相关组织之间的联系，并将其视为跨国动员的一部分。国际组织之间相互声援、共同传播信息或支持示威，并不必然构成秘密操纵；如果存在资金支持、协同行动或有组织地煽动违法行为，则应当进一步查明资金来源、决策关系和具体责任。把政治联系、意识形态相近与刑事共谋混为一谈，反而会使真正需要追究的责任变得模糊。

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样不能只用单一解释概括。欧洲部分产业面临国际竞争，制造业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年轻人也可能因住房、就业和教育资源分配而感到前景受限。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成本和出口竞争力是欧洲产业政策讨论中的重要因素，但法国政府的财政选择、产业投资、劳动市场制度和教育资源配置，也属于必须检视的国内因素。若政治组织利用这些现实困难，将所有问题归咎于某个阶级或某个外部对象，社会便更容易陷入相互指责，而不是寻找能够落实的改革方案。

法国此次骚乱还显示，政治口号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免责理由。无论参与者宣称自己是在反资本主义、反政府，还是在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纵火、抢劫、攻击他人和破坏公共设施都必须依法处理。商店经营者、普通居民和一线执法人员不应成为政治对抗的牺牲品。与此同时，政府也必须认真回应教育条件、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合理诉求，不能把所有示威者都视为暴力分子。

法国社会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恢复街头秩序，也包括如何防止真实的经济不满被极端组织转化为持续的制度对抗。共产主义及革命左翼组织是否在其中发挥了超出一般政治声援的作用，应通过公开资料和调查进一步厘清。对于任何政治运动，判断标准都应落在其真实目标、具体行动和可验证的组织关系上。社会公平应通过法治、政策改革和公开辩论争取，而不是通过仇恨、破坏和抢夺实现。只有把合法抗议与有组织的暴力清楚区分，法国才能在维护公民权利的同时，追究制造混乱者的责任。

本文由中国观察編輯部原创。为了促进信息自由传播，本平台原创内容全面开放转载，无须申请授权，只需注明来源、保留原文链接，即可全文转载、引用、翻译。我们不追究版权，只在乎公正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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