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前FBI高级官员被控向国会说谎亨特·拜登笔记本调查再受审视

发表时间： 2026-10-23 18:00:13 人气：10 次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10月24日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10月23日在社交平台X发布消息称，两名前FBI高级官员因涉嫌在国会调查中作出虚假陈述而被拘捕。两人分别是妮基·科尔·弗洛里斯（Nikki Cole Floris）和布拉德利·贝纳维德斯（Bradley Benavides），他们曾在FBI外国影响力工作组担任领导职务。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公布的刑事控告书称，两人2023年接受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询问时，否认或淡化了该工作组参与亨特·拜登相关调查的情况，而调查人员认为，电子邮件、同期通信和证人证词与他们的说法存在明显矛盾。

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指控，弗洛里斯在2019年年中至2022年年中担任外国影响力工作组副助理局长，是该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贝纳维德斯则在2019年年中至2020年大选期间担任该工作组部门主管。该工作组原本负责调查外国势力干预美国选举、传播虚假信息以及其他影响美国政治进程的活动。然而，控告书称，在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事件发生前后，工作组人员并非完全置身于相关调查之外，而是曾与调查团队沟通，并参与处理有关媒体报道的内部事务。

控告书列举的一个关键争议，是两人2023年接受国会调查时对自己掌握信息的描述。弗洛里斯在接受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询问时，否认自己参与过亨特·拜登调查，也否认曾与工作组人员讨论相关问题。贝纳维德斯则声称，自己直到2023年准备国会听证材料、查阅维基百科时，才了解到FBI持有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检方称，相关记录显示，两人在2020年选举前后曾接触有关笔记本电脑的消息，并与FBI内部相关人员进行过沟通。

这些指控的关键并非官员是否赞成或反对某个政治人物，而是他们是否在接受国会正式调查时，故意隐瞒与调查事项直接相关的信息。国会监督行政部门，依赖证人提供准确陈述。如果负责国家安全和反外国干预工作的高级官员，对自己参与的行动作出与同期文件相矛盾的陈述，国会议员就可能无法准确判断政府机构当时掌握了什么情报、采取了什么措施，以及这些措施是否符合规定。

这场调查还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带回2020年总统大选前的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事件。2020年10月，《纽约邮报》刊登了有关笔记本电脑及其内容的报道，其中包括涉及亨特·拜登海外商业往来的电子邮件。报道发表后，笔记本电脑的来源、资料真实性以及是否涉及外国势力的信息操纵，迅速成为美国政治争议的一部分。部分前情报官员当时担忧有关材料可能与俄罗斯影响行动有关；川普阵营则指责政府机构和部分媒体以外国虚假信息为由，压低了相关报道的可信度。

必须区分的是，怀疑某份情报可能受到外国操纵，与证明其中具体材料是伪造的，并不是一回事。政府机构有责任调查外国势力是否试图影响美国选举，也有责任核实可能涉及美国政治人物及其家人的证据。如果官员在缺乏充分依据的情况下，把不利于某一政治阵营的材料简单归入外国虚假信息，可能损害调查的公正性；反过来，如果官员忽视确实存在的外国操纵线索，同样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判断当年的做法是否合理，必须依靠原始文件、调查记录、决策过程和具体证词，而不能仅凭政治阵营的指控。

外国影响力工作组后来成为国会共和党人重点质疑的对象。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和罗恩·约翰逊曾对FBI处理有关拜登家族的情报提出批评，质疑该局是否利用外国干预调查机制，对相关材料进行筛选和重新定性。该工作组于2025年2月被解散。工作组被解散本身并不能证明此前所有决定都违法，但其内部如何评估情报、如何决定向国会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哪些信息，仍然属于需要通过文件和证词查明的监督事项。

弗洛里斯据称曾在私下通信中声称自己正在FBI内部“运行一个影子政府”。这一说法如果得到原始通信及完整上下文的证实，确实值得国会和调查人员进一步审查。不过，这句话本身不能替代对具体行为的证明。调查必须回答她所指的究竟是什么行动、她是否曾绕过正常汇报程序、相关决定是否获得授权，以及这些行为是否影响了调查结论。把一句私下言论直接当作犯罪事实，既不严谨，也可能掩盖真正需要追查的证据。

司法部目前对弗洛里斯和贝纳维德斯各提出一项涉嫌向国会作出虚假陈述的刑事指控。两人已经出庭，其律师否认指控并表示将提出抗辩。案件以刑事控告书启动，后续仍须经过司法程序；公开报道显示，联邦大陪审团还需决定是否提出正式起诉书。因此，现阶段应当把检方掌握的证据、被告人的辩护立场和法院最终认定分别看待，不能把受到指控等同于已经定罪。

这起案件的意义，最终取决于司法程序能否查清事实。FBI掌握大量涉及国家安全、外国情报和政治人物的敏感资料，公众无法直接检查其全部工作过程，因此国会监督和司法审查尤其重要。如果有官员利用职权隐瞒信息、误导国会，就应当依据证据追究责任；如果刑事指控无法成立，也应由法院作出判断，而不是让政治口号代替法律程序。无论涉及哪一个政党，政府机构都不应成为不受监督的权力中心，国家安全更不能成为逃避问责的理由。

分享 Facebook | X | Whatsapp | Linkedin

捐助（Paypal）: https://www.paypal.me/observeccp
订阅中国观察电报 Telegram : https://t.me/s/ObserveCCP

责任编辑：雨轩来源：中国观察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今日热点:

更多新闻...

近期焦点:

推荐文章

阿尔伯塔公投改变省政坛走向史密斯开始整顿党内独立派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10月19日举行的公投，正在引发一场超出投票本身的政治变化。初步计票显示，约75%的投票者支持阿尔伯塔继续留在加拿大，约25%支持启动具有约束力...

2026年10月22日　 11924

阅读全文 →

加拿大税务局为何会向一名纳税人支付千万退税税务审核漏洞与公共财政责任引发追问

加拿大广播公司旗下调查节目《第五权》2026年10月16日披露，一名安大略省北部的钢铁工人乔纳森·皮尔斯，通过宣称自己有权获得巨额退税的申报方式，曾...

2026年10月16日　 148659

阅读全文 →

查非法投票为何遭法院叫停川普政府与左派司法体系的权力之争

发表：2026-10-22 20:37:16 | 更新：2026-10-22 20:37:16 人气: 9992

【中国观察2026年10月22日讯】
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川普政府打击非公民非法投票的调查行动遭遇新的司法阻力。10月21日，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莉·马丁内斯-奥尔金（Araceli Martínez-Olguín）下令，限制国土安全部在加州、康涅狄格州、乔治亚州、密苏里州、内华达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州和威斯康辛州开展特定选举相关现场调查。禁令暂缓生效至10月23日下午，以便联邦政府寻求上诉。

这场争议最值得追问的，不是政府有没有权力调查非法投票，而是法院究竟认定哪些具体调查措施可能违法，以及为了避免误伤合法公民，是否有必要把相关行动限制到如此广泛的程度。假如执法人员确实采用了不可靠的数据，法院要求纠正调查程序有其法律依据；但如果政府仅仅因为调查对象存在身份核查疑点就被禁止采取合理的调查行动，司法审查也可能在实际效果上削弱选举执法。

法院究竟禁止了什么

首先必须厘清一个事实：这项裁决并没有宣布调查非公民非法投票本身违法。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News）10月22日的报道，马丁内斯-奥尔金限制的是涉及或可能涉及美国公民的选举相关现场行动和访谈。禁令还针对仅仅依据国土安全部选民匹配政策生成的有缺陷资料、却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便开展的相关行动。

法官援引《投票权法》第11(b)条。该条款禁止以恐吓、威胁或胁迫的方式干扰选民，以及协助选民投票或开展选民动员的人士。原告包括加州护士协会、全国护士联合会、Voto Latino基金会，以及旧金山市和圣克拉拉县。他们主张，联邦执法人员上门询问居民的移民身份和投票记录，已经使参与选民教育和投票动员的人士感到担忧，并影响他们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法官认为，原告提出的证据足以支持其关于调查方式可能违反相关法律的主张。她同时指出，政府使用的数据库可能错误地把美国公民列为非公民，而美国没有一套能够完整、准确确认所有居民当前公民身份的联邦数据库。

因此，这并非一项没有说明理由的禁令。法院提出了具体法律条款、数据准确性问题，以及执法行动可能对选民参与产生的影响。

但这还没有回答最关键的问题：这些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对九个州的相关现场调查采取如此广泛的限制？这正是应该继续审查的司法边界。

从数据错误到限制执法，中间需要什么证据

政府使用数据库调查涉嫌非法投票，并不意味着每一条匹配记录都准确。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可能仍然留有旧的非公民身份记录，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的差异也可能造成错误匹配。将这些线索直接当作违法证据，显然不够严谨。

但是，数据库存在错误与整个调查行动违法，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如果一名调查对象的资料存在疑点，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核实身份、检查正式记录和调查具体投票行为来确认事实。如果发现当事人已经入籍，就应当排除错误怀疑；如果掌握可靠证据表明有人违反选举法，则应当依法继续调查。

真正需要审查的是，联邦政府是否在明知数据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下，仍然把未经核实的名单当作执法对象，以及现场调查是否具有恐吓、威胁或阻碍合法选民参与投票的实际效果。

如果法院掌握了证据，证明政府的调查方法正在造成法律所禁止的干扰，那么限制这些具体行为具有合理的法律基础。反过来，如果法院仅凭数据可能出错，就推定所有相关调查都会违法，那么裁决的范围就可能超出防止侵权所必需的程度。

因此，判断司法干预是否过度，不能只看禁令影响了多少州，而要看每一项限制与法院认定的违法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充分联系。

不能让法律变成“莫须有”，也不能让执法免于审查

中国历史上的岳飞案之所以成为冤案的象征，在于罪名缺乏充分、可靠的事实依据，却被权力用于打击特定对象。将这一历史教训用于分析美国司法案件，关键不是把法官直接比作陷害忠良的人，而是追问：任何掌握权力的机构，是否提出了能够经受检验的事实与法律依据？

这一标准既适用于行政部门，也适用于法院。

川普政府不能只凭打击非法投票的正当目标，就要求所有调查手段获得无条件认可。调查对象是否具有公民身份、数据库是否准确、执法人员采取了什么行动，都需要证据支持。

同样，法院也不能仅仅因为政府的调查可能产生错误，就不加区分地限制所有相关执法。司法禁令应当明确指出受到限制的行为、适用条件、法律依据及其范围。若政府能够证明某些调查经过独立身份核验，且没有涉及法官所认定的违法风险，那么这些调查是否仍然受到禁令约束，就应当根据裁决文本作出判断。

从目前公开的裁决报道看，马丁内斯-奥尔金并未禁止所有非法投票调查，而是对涉及或可能涉及美国公民的特定现场行动，以及仅依据有缺陷数据开展的相关调查作出限制。因此，不能把本案直接说成法院凭空捏造罪名，也不能因为法院引用了法律条文，就认定禁令的范围必然恰当。

法官的政治背景值得关注，但不能代替法律分析

马丁内斯-奥尔金由拜登总统提名，并于2023年经参议院确认。她不是奥巴马任命的法官。她的职业经历和法律理念可以成为了解其司法立场的背景，却不能单独证明她此次裁决是出于党派动机。

美国联邦司法系统确实受到总统提名和参议院确认程序的影响，不同政府任命的法官也可能对行政权、个人权利及联邦权限采取不同解释。川普政府与部分联邦法院之间的冲突，因而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

然而，要证明所谓“左派司法反扑”，还必须进一步检验裁决的法律论证、禁令范围、对政府证据的处理，以及上诉法院是否认可其结论。单凭裁决结果不利于川普政府，不能直接推定法官是在故意保护非法投票者。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任何一方把法律程序变成政治工具：行政部门不能以选举诚信为名，任意调查合法公民；司法部门也不能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名，在缺乏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不必要地阻断合法执法。

上诉程序应当回答什么

这项裁决是初步禁令，并非案件全部争议已经经过最终审判。联邦政府可以提出上诉，要求更高层级法院审查法官对法律条文、证据和禁令范围的理解是否正确。

上诉审查尤其应当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政府使用的资料是否存在足以影响调查合法性的重大缺陷；第二，原告是否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相关行动可能违反《投票权法》；第三，即使部分调查措施存在问题，对九个州相关现场行动的限制是否与已经证明的风险相称。

如果法院认定政府的调查方法确实存在违法风险，却认为禁令过于宽泛，就可以要求缩小限制范围，而不是在全面放任和全面禁止之间二选一。政府也可以通过改进数据核查、明确调查标准和加强身份复核，争取恢复合法调查的空间。

美国选举制度既需要防止非公民非法投票，也需要确保合法公民不会因为行政错误而受到不当调查。两项责任并不矛盾。真正的法治，不是让行政部门不受限制，也不是让法院拥有不受质疑的权力，而是要求每一项强制措施都能说明依据，每一项司法禁令都能解释边界。

这场案件最终要检验的，正是这一原则能否得到贯彻：如果政府的调查确实违法，就应当明确指出违法之处并依法纠正；如果某些调查措施合法，法院也不应仅凭笼统的风险判断将其一并阻断。只有把事实、法律和限制范围逐一说清楚，才能避免选举诚信成为政治口号，也避免保护公民权利沦为不受审查的权力。

本文由中国观察編輯部原创。为了促进信息自由传播，本平台原创内容全面开放转载，无须申请授权，只需注明来源、保留原文链接，即可全文转载、引用、翻译。我们不追究版权，只在乎公正的传播。

捐助（Paypal）: https://www.paypal.me/observeccp
订阅中国观察电报 Telegram : https://t.me/s/ObserveCCP

最近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