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2026年08月26日讯】

一个人准备出国留学、工作、经商或者探亲，本来属于现代社会最普通的个人选择。然而，当护照、银行账户、通讯记录、家庭关系甚至父母兄弟姐妹都可能成为出境审查的依据时，出国就不再只是个人旅行问题，而开始变成国家权力对个人生活边界的一次重新划线。眼下最需要观察的，并不是某一名旅客在机场被拦下，而是中国正在形成怎样一套越来越精细的出境风险筛查体系，以及这套体系会不会从特定地区、特定人群向全国扩展。

2026年9月15日，国务院第841号令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正式施行。新规第二条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中国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并规定移民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风险提示，对准备前往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公民进行提醒，必要时可以劝阻其前往。第三条同时规定，出境入境人员应当如实说明事由，移民管理机构在核实身份和申请事由时，可以要求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和电子数据。

这些规定本身并不意味着所有中国人都会被限制出境。事实上，新规把“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写入第一条，同时明确限制出境必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把9月15日之后的所有出境审查直接解释成“全国封锁”并不准确。但法律框架发生变化之后，行政机关拥有的风险识别和信息核验空间确实扩大了。真正需要社会监督的，也正是这种空间如何被使用，以及“安全风险”最终由谁定义、依据什么标准定义。

近期曝光的2017年《伊犁州直公安机关“防回流”工作手册》，提供了一个观察这种治理逻辑的窗口。根据公开报道，这份文件涉及新疆公安系统的出境和“防回流”工作，并列出新疆公安厅17类原有对象和18类新增对象，合计35类限制出境人员；伊犁地方又在此基础上形成17类“防回流”重点人员。相关文件的真实性目前主要来自媒体披露，原始文件完整性以及其中部分措施是否持续执行，仍应通过更多独立材料验证，因此不能把九年前的地方内部文件直接当成今天全国统一执行的政策。

但这份材料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展示了一种极其典型的基层安全治理思路：风险对象并不完全由已经犯罪的人组成，而是通过行为、关系、通讯、资金、出境经历和家庭背景等多个指标进行筛选。文件所列对象包括涉案人员及其关系人，也涉及出境未归人员、部分留学人员、与境外人员频繁联系者以及其他被公安机关认为可能存在风险的人群。按照报道所披露的内容，相关工作还要求利用信息化平台进行网络、通讯、资金和社会关系核查。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问题：当“风险”取代“违法”成为行政筛查的重要依据时，普通人的生活边界究竟在哪里？一个人可以因为真正犯罪而依法受到限制，但如果一个人的留学目的、家庭关系、资金往来、通讯对象或者出境经历都可能成为风险指标，那么个人生活就可能逐渐进入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审查区域。尤其是当规则中存在“其他危害国家安全人员”之类的兜底性表述时，执行尺度便很大程度取决于基层机关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标准。

新规与2017年文件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但两者存在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共同点：出入境管理正在从单纯的证件管理，向风险管理和信息核验延伸。新规明确允许移民管理机构核实申请人的身份、事由，并要求相关人员提供文件、资料和电子数据；同时规定申请事由不真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作出虚假陈述的，可以不予签发证件或者不准出入境。 这意味着，未来边检和出入境管理的核心能力将越来越依赖数据，而不是仅仅依靠护照和人工询问。

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真正敏感的地方恰恰在这里。技术本身没有政治属性，数据也可以用于打击犯罪、识别诈骗和保护出境人员安全；但如果缺少透明的名单制度、明确的告知义务、有效的申诉渠道以及独立的司法审查，同样一套技术完全可能变成控制个人流动的工具。一个人在机场突然被告知“不准出境”，却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被列入风险对象，也不知道谁作出的决定、更不知道应该向谁申诉，这种制度环境必然制造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员流动、留学、经商和国际贸易之上。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曾经通过留学、海外就业、跨境贸易和投资改变家庭命运。今天如果出境越来越依赖复杂的风险评估，企业家担心资金和业务往来被审查，学生担心海外经历影响回国后的生活，普通家庭担心亲属关系成为风险因素，那么受到影响的就不只是少数敏感人士，而是整个社会对国际流动的预期。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国家安全究竟应该保护什么。一个国家当然有权防范恐怖主义、间谍活动、跨境犯罪以及非法资金流动，也有责任阻止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人逃避法律追究。但国家安全如果无限扩大，就可能从保护国家本身延伸到管理每一个人的思想、交往和生活选择。两者之间只有一条很窄的界线，而决定这条界线的不是技术能力，而是法律是否足够明确，权力是否受到约束。

从2017年的地方公安文件，到2026年即将实施的全国性出入境管理新规，可以看到中国边境治理正在进入一个数据化、风险化和精细化的新阶段。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新疆过去的52类筛查对象已经完整复制到全国，也没有依据证明所有普通出境人员都会受到类似审查，因此不应夸大现状。但同样不能忽视制度演进本身。对于一个号称拥有14亿人口、庞大数字基础设施和高度集中行政权力的国家来说，一旦“风险人员”可以由系统自动筛选，再由基层机关进行线下核查，个人究竟因何被拦截、如何申诉以及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权利，就必须成为公众有权追问的问题。

出国不是犯罪，留学不是犯罪，与海外亲友联系也不是犯罪。一个正常社会当然可以对真正的违法行为设置边界，却不应该让普通人因为无法预测的“风险标签”而生活在不确定之中。9月15日新规真正需要接受检验的，不是它能够拦下多少人，而是它能否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守住普通公民合法出境的权利边界。如果一个人必须先证明自己没有风险，才能证明自己有权离开自己的国家，那么权力的顺序就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每一个拥有护照的中国人来说，这或许才是这场出入境制度变化最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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