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8月21日讯】香港人权法治持续恶化，香港法院今日宣判，香港支联会及李卓人、邹幸彤等人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中华民国、英国、美国政要纷纷发声，谴责中共的政治迫害行为。
8月21日，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在警力戒备下，大批民众冒雨聚集声援。上午十时许，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李卓人妻子邓燕娥表示，虽未感意外但认为判决不公，称其夫未采取任何非法手段。邹幸彤母亲刘华珍则呼吁社会环境改善，希望不同颜色的花草都能绽放。
自1990年起，香港支联会以举办六四烛光晚会闻名，但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维园集会戛然而止。该案今年1月开审，李卓人、邹幸彤与何俊仁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已认罪，但李卓人与邹幸彤否认控罪，强调组织纲领不针对中共且未鼓吹暴力。
香港民主救港力量组织召集人曾健成感叹，维园已成陌生之地，70岁高龄的他坦言如今表达意见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中华民国陆委会对判决表示深切遗憾，呼吁中共及港府停止政治迫害并释放涉案人士。
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创办人裴伦德在X平台称，香港已成反乌托邦，悼念六四死难者被视为颠覆行为令人无言。美国众议员裴洛西谴责中共政治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发声要求释放李卓人与邹幸彤。
支联会被定罪后的香港正在失去最后的历史记忆空间
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8月21日被香港法院裁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同样被判罪成。两人自2021年被捕后长期羁押，最高可面临10年监禁，法院将在8月28日听取求情。案件的刑罚尚未公布，但判决本身已经产生了远超两名被告个人命运的影响，因为香港过去三十多年最具代表性的六四纪念活动，已经被正式纳入国家安全刑事案件的法律框架。
支联会成立于1989年，1990年至2019年连续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最高峰时参与者达到十万人甚至更多。对于许多香港人来说，那并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集会，而是中国社会长期无法公开保存的一段历史记忆。2020年，香港当局以疫情限制为由首次禁止维园六四晚会，随后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支联会在2021年解散。如今，两名主要负责人因为组织活动及坚持“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被判罪成，整个过程把香港社会原本可以公开讨论的历史记忆，进一步推入了刑事司法领域。
法院判决的核心并不是李卓人和邹幸彤是否组织过暴力行动，而是他们长期坚持的政治纲领是否构成“煽动颠覆”。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认为，被告在国安法实施后仍反复宣传“结束一党专政”，并通过六四纪念活动传播这一主张，其行为已经超出受法律保护的表达范围。检方据此认为，他们是在利用公共活动制造对中共和中央政府的敌意。李卓人和邹幸彤则坚持认为，民主改革、结束一党统治属于政治主张，他们没有鼓吹暴力，也没有实施任何推翻政府的实际行动。
这个判决真正改变的是政治表达的边界。过去在香港，一个人可以公开批评北京，可以要求民主改革，也可以参加六四悼念活动，即使政府并不认同这些观点，也不能仅仅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就把人送进监狱。国安法实施以后，法律判断已经不再只围绕一个人有没有使用暴力，而开始审查政治组织的纲领、宣传方式以及这些言论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当“结束一党专政”这样的政治口号能够成为定罪依据时，香港公共空间能够容纳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香港政府当然可以强调国家安全，也可以认为任何国家都有维护宪制秩序的权力。然而，国家安全如果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法律概念，最终能够覆盖到历史纪念、政治口号、组织活动乃至个人表达，那么普通人就很难知道自己究竟在哪一条线上会从“发表意见”跨入“犯罪”。法律最基本的作用之一，就是让公民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后果。如果一个政治主张是否犯罪，主要取决于执政者对其政治目标的解释，社会自然会出现寒蝉效应。
这也是支联会案件对于大陆社会尤其重要的地方。1989年六四事件已经过去37年，中国大陆至今仍然无法公开讨论军队进城、死伤人数以及政府责任，相关关键词受到审查，公开纪念活动更无从谈起。过去香港至少还存在一个可以公开悼念六四、让年轻一代接触这段历史的空间。支联会每年举行的烛光晚会，使香港成为中国境内少数能够公开保存六四记忆的地方。如今这个空间已经消失，而且组织者本身还因坚持相关政治主张被判刑。
这意味着历史记忆本身正在成为权力需要管理的对象。一个政权真正担心的，从来不只是几支蜡烛，而是人民通过历史形成独立判断。只要公众能够讨论1989年发生了什么，就可能继续追问谁下达了命令、为什么军队向平民开枪、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政府为什么至今拒绝公开完整档案。对一个希望垄断历史解释权的政治体系来说，这些问题比一次街头集会本身更加敏感。
支联会案件也让香港所谓“一国两制”的现实变化更加清楚。过去香港之所以具有特殊地位，并不只是因为有自己的金融市场和普通法体系，更因为这里曾经拥有中国大陆无法容纳的新闻、言论、集会和政治讨论空间。随着国安法实施以及一系列案件推进，这些空间不断收缩。美国、英国、欧盟和台湾方面均对本案判决表达批评，美国众议员南希·佩洛西也公开要求释放两人。
当然，国际社会的声明无法改变香港法院已经作出的裁决，最终刑期也还没有公布。但对于普通香港人来说，真正需要面对的是另一种长期后果：以后一个年轻人在香港长大，可能依然知道六四这个词，却越来越难以在公开社会环境中询问六四究竟发生过什么；一个家庭可能仍然保留自己的历史记忆，却不敢公开谈论；一个教师、记者或者社会组织也必须不断判断自己的言论会不会触及新的法律边界。一个社会对历史的记忆一旦需要依靠私人低声传递，公共社会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因此，李卓人和邹幸彤的案件不能只看成两名政治人物与香港政府之间的司法纠纷。它更像是一条分界线：过去香港可以公开纪念六四、批评共产党、讨论中国政治未来；今天，同样的政治表达已经可能成为国安案件的一部分。香港失去的并不只是一个支联会，也不只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6月4日的烛光，而是一个社会公开保存历史、质疑权力和允许不同政治观点共存的空间。当记忆也需要得到权力批准时，真正被改变的就不仅是香港的政治制度，还有下一代中国人能够知道什么、讨论什么以及最终相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