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8月21日讯】《金融时报》最新报道显示，全球十大私人资本公司在中国市场几乎未开展新的公开股权投资。过去五年间，流入中国的外资规模显著缩水，部分跨国并购机构今年在中国的投资交易量已归零。金融公关公司首席经济学家Milton Ezrati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外资持续撤离与内需持续低迷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前景面临严峻考验。
Ezrati指出，即便排除政府机构，海外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也呈现断崖式下降。他分析称，这种趋势反映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缺乏信心，认为当前环境下难以实现资金安全撤离。'中共对投资领域的深度干预正在加剧外资撤离，'Ezrati强调，'当投资者担忧无法及时撤资时，他们自然会重新评估在中国市场的风险收益比。'
该经济学家特别提到，中共试图同时掌控资金与资源的双重目标，对外国资本形成显著排斥效应。'对于中国企业，这种模式或许可行，但对外国投资者来说，这种双重控制机制显然存在根本性矛盾。'Ezrati补充道，'当外资撤离通道被切断，中共实际上正在削弱自身最需要的外部资本支持。'
Ezr't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双重困境：内需不足与过度依赖出口。第二季度GDP增速跌至三年半低位，房地产价格下跌25%已对大量房主造成实质性打击。'房地产市场缩水直接导致家庭净资产缩水，进而抑制消费能力，'Ezrati分析，'这种连锁反应正在加剧经济下行压力。'
他最后警告，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欧洲已开始对华加征关税，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也抱怨中国企业的过度扩张挤压了本国发展空间，'Ezrati指出，'这种外部压力与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叠加，预示着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有时并不出现在股市的大涨大跌中，而是出现在那些原本准备把几十亿美元投入中国的投资机构突然停下脚步的时候。《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全球十大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今年前七个月在中国大陆没有一笔公开披露的新交易，KKR、华平投资和黑石等大型机构均未公布新的中国大陆交易。2021年，这些机构还曾完成约十余笔交易，此后投资活动持续萎缩，到2024年和2025年已经只剩少数交易。对于高度依赖资本、技术和国际市场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个变化的意义远比一张外资统计表更加深刻。
私人资本的特点决定了它对政治和制度风险尤其敏感。它不像长期经营的跨国制造企业那样可以因为已经拥有工厂、员工和供应链而被迫继续留下；一笔股权投资如果发现风险收益比发生根本变化，基金经理完全可以把下一笔资金投向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甚至美国，而不再进入中国。更重要的是，私人股权投资最终必须考虑退出问题。投资者可以接受一个市场竞争激烈，也可以接受经济周期下行，却很难接受规则不断变化、监管边界无法预测，甚至投入之后不知道未来能否按照商业条件出售资产、汇出收益。近年来中国监管部门对数据、人工智能、教育、平台企业、房地产和跨境资金等领域不断强化监管，实际上已经让“政治风险”成为外国资本进行中国投资估值时无法绕开的成本。
中共官方当然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使用外资为74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5%；2026年前五个月实际使用外资仍下降8.6%。与此同时，官方强调外资结构正在改善，高技术产业和部分新兴行业仍然吸引资金。国家外汇管理局则表示，2026年前五个月各类外国投资净流入约1600亿美元，其中外国股权投资净流入超过500亿美元。换句话说，中国并不是已经与世界资本完全切断，而是外资正在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外国人还投不投资中国”，而是过去那种广泛进入房地产、消费、制造业和企业并购的资本，正在变得越来越谨慎，而留下来的资金更加集中于政策鼓励或者战略意义较高的行业。
这种变化对于普通中国人有非常现实的影响。外资从来不只是外国老板的钱，它还意味着工厂、订单、工资、技术培训、供应链和大量就业机会。当资本因为风险上升而减少投资，新企业减少扩张，企业开始削减成本，最终承受压力的往往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制定政策的人，而是工厂工人、白领、小商户和年轻毕业生。一个地方少了一家外资工厂，统计数据里可能只是“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对于当地一个家庭，却可能意味着一份工作、一笔房贷和孩子未来教育费用同时出现问题。
中国当前的另一个矛盾，是官方仍然希望扩大出口，却始终无法真正让国内居民恢复消费信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4.3%，上半年增长4.7%；但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0.6%，1至7月累计增长1.2%。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期下降19.2%，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24.6%，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11.8%。这些数字并不能证明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全面崩溃，却清楚显示出经济增长与普通人的消费感受之间存在越来越明显的落差。
房地产尤其值得重视，因为中国家庭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很大一部分与住房联系在一起。官方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同比下降1.1%，二线城市下降2.8%，三线城市下降4.2%；二手房价格下降更加明显，一、二、三线城市分别下降3.7%、5.1%和5.8%。即使这些官方数据已经显示降幅有所收窄，也不能忽视房地产投资、销售和新开工仍在明显收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断放松购房限制，恰恰说明地方政府仍然希望重新激活这个曾经承担巨大经济功能的市场。
房地产下行最深刻的影响，并不只是开发商少建了多少房子，而是普通家庭不敢花钱了。当一个家庭最大的资产价格多年下降，年轻人就业又不稳定，企业老板不知道明年的订单在哪里，消费自然很难真正启动。2026年上半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5.2%，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增长3.7%；全国居民消费支出中位数仅为19036元，只有平均值的82.8%。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数据里的“增长”，与大量家庭实际面对的收入、资产和未来预期，并不是一回事。
更深层的矛盾来自中共对经济权力的重新集中。改革开放最成功的阶段之一，恰恰是政府逐渐承认企业和资本拥有自己的决策空间，允许市场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资源流向。但近年来政策逻辑越来越强调党的领导、国家安全和产业控制，资本必须不断判断一个行业什么时候会从“重点支持”变成“重点监管”。对于国内企业，这种环境尚可以通过人脉、政策关系和行政资源进行适应；对于外国投资者，却很难建立同样的安全感。投资者最害怕的并不是政府存在，而是不知道政府下一步会把手伸到哪里。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跨境财富和资金流动的监管。近期新的离岸信托税务政策已经促使部分中国富裕人士重新评估海外资产和信托安排，监管部门利用税务数据与跨境信息交换体系进一步追踪海外财富。 这说明资本面对的并非单纯的经济周期，而是一个越来越强调资金可追踪、资产可监管、企业必须服从国家战略的制度环境。当一个社会同时收紧国内资本和跨境资本的自由度，市场参与者最终会做出最朴素的选择，那就是减少风险敞口。
中国并非没有资本，也并非没有企业，更不是没有制造能力。真正的问题是，资本是否相信自己的财产、合同和未来收益能够受到稳定规则保护。如果这个信心持续下降，即使政府能够通过政策要求银行增加贷款、地方政府推出补贴、国有企业扩大投资，也很难真正替代私人资本对于风险和回报的判断。外资减少只是表象，更深处发生的是经济主体开始重新计算与权力之间的距离。
这也是中国经济目前最难解决的困局。出口还能暂时支撑工业和制造业，政府也可以继续通过投资维持增长数字，但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经济体如果长期无法让普通家庭放心消费、让民营企业放心投资、让外国资本放心进入，增长的基础就会越来越依赖行政力量，而不是市场信心。全球最大私人资本机构今年集体减少甚至停止在中国大陆公开交易，并不意味着外资永远不会回来；它真正传递出的信号是，国际资本正在要求一个越来越清楚的答案——在中国投资，究竟是在一个可以预期的市场里承担商业风险，还是在一个必须不断揣摩权力边界的制度里承担政治风险。这个答案如果不能改变，中国真正需要担心的就不是某一年少了多少亿美元外资，而是资本、企业和普通家庭对未来的信心正在一起变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