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国务卿谴责中国法院对香港支联会前主席的定罪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8月22日讯】香港高等法院于周五对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等人作出有罪裁定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副国务卿莱利·巴恩斯在X平台发布声明，称香港支联会成员参与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活动旨在缅怀逝者、铭记历史。该声明同时要求香港特区政府立即释放相关人士。

巴恩斯在声明中强调，香港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应当得到尊重，同时指出涉事人员的行为属于和平表达诉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随后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香港的司法裁决应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呼吁中方重新审视相关案件的法律程序。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回应，但已启动内部法律审查机制。

据香港法律界人士透露，本案涉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引发广泛争议。部分法律专家认为，该罪名的适用标准存在模糊性，可能影响司法公正性。而支持政府立场的学者则指出，相关行为已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实质威胁。

香港支联会案件8月21日宣判，已经解散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以及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前副主席何俊仁此前已经认罪。李卓人和邹幸彤均否认控罪，法庭预计8月28日听取求情陈词，两人最高可面对10年监禁。案件从2021年被正式起诉到此次裁决，历时多年，也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涉及六四纪念活动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

真正令人震动的地方，在于法院所审理的并不是一起爆炸、暴力袭击或者武装夺权案件，而是一个长期组织六四纪念活动的民间团体及其负责人。支联会过去几十年在香港组织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参与者通过点蜡烛、默哀和演讲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国安法实施以后，这项持续多年的公开纪念活动被停止，支联会随后解散。如今，这段曾经公开存在于香港社会的历史记忆，最终成为刑事案件的一部分。

法院判词所涉及的核心争议，并不只是六四纪念本身，而是支联会长期提出的政治主张，包括“结束一党专政”。法官认为，这种主张以及相关活动具有煽动公众敌视中国共产党、破坏对现行政治制度信心的作用，因此构成《香港国安法》下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换句话说，在今天香港的法律环境下，一个过去可以作为政治改革主张公开讨论的问题，已经可能成为国家安全案件中的关键证据。法院认为，即使行为本身没有暴力性质，只要被认定具有煽动改变国家基本制度的意图，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这正是案件最深层的制度变化。传统刑法通常重点处理已经发生或者明确准备发生的暴力犯罪，而“煽动颠覆”类国家安全罪名更加重视言论、组织行为以及政治目标之间的联系。当法律把一个政治目标本身认定为国家安全风险时，政府和法院判断的重点就会从“这个人做了什么”进一步延伸到“这个人希望社会变成什么样”。支联会案因此具有远远超出几个被告个人命运的意义，因为它向香港社会划出了一条新的政治边界。

这条边界尤其值得放在香港过去的历史背景中观察。回归后的香港曾长期保留与内地不同的公共讨论空间，六四纪念活动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每年6月4日，大批香港市民可以在公开场合悼念死难者，也可以讨论1989年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诉求。这样的社会空间本身意味着，香港与内地在政治表达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如今，随着国安法以及随后实施的本地《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逐步改变政治环境，过去能够公开进行的很多活动已经消失，支联会案件则进一步说明，历史记忆本身也可能进入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

更耐人寻味的是，支联会的政治诉求并没有要求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政府。李卓人在庭审中坚持认为，自己关注的是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政治改革，并否认有敌视中国的意图；邹幸彤则长期强调，对历史真相的追问和对死难者的纪念并不等于暴力颠覆。法院最终并未接受这种辩护逻辑，而是从相关政治主张及其社会影响判断是否构成煽动颠覆。由此产生的现实效果是，和平表达本身并不能成为免于国安法追究的保障，只要当局认为表达的政治目标触及国家基本制度，就可能进入刑事司法程序。

美国国务院已经对此案作出公开回应。美国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在X平台表示，美国谴责香港法院对支联会前领导人的定罪，并要求立即释放李卓人和邹幸彤。美国官方账号也发布了相应信息。 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欧盟方面同样对裁决提出批评。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大陆官方则坚持认为案件涉及国家安全，香港警方国安部门更指控支联会多年来向香港社会“播下仇恨种子”，因此欢迎法院裁决。

北京真正关心的显然不仅是一场六四烛光晚会。中共长期把1989年事件视为必须严格控制的政治禁区，因为公开讨论当年的死亡人数、军队行动以及政治责任，意味着社会可能重新讨论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对一个高度依赖政治控制维持权力稳定的政党而言，历史并不是已经结束的过去，而是现实政治的一部分。谁能够定义过去发生过什么，谁就拥有解释今天权力为何存在的巨大优势。

因此，香港社会今天面对的变化，并不只是“不能再举行六四晚会”这么简单。当一个人因为纪念死难者而被进一步追问其政治主张，当一个民间组织因为要求政治改革而面临国家安全罪名，历史记忆和现实政治之间原本存在的距离就被彻底压缩。普通市民以后在表达观点之前，不仅需要考虑自己的话是否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违法行为，还必须猜测政府如何解释这些话的政治含义。

对于已经失去公开表达空间的香港而言，支联会案件留下的最大问题，是一座城市究竟还能不能保留自己的历史记忆。一个社会可以禁止暴力，可以惩罚真正的颠覆行动，也可以维护国家安全；但如果连对历史死难者的纪念、对政治制度的批评和对未来制度改革的和平主张，都可以被纳入国家安全罪名，那么法律保护的对象就不再只是社会秩序，而越来越接近现有权力结构本身。李卓人和邹幸彤最终将面对怎样的刑罚，还有待8月28日的求情及后续程序决定，但这场案件已经留下一个比刑期更沉重的问题：当一个政权开始把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想象同时纳入管控，它真正害怕的究竟是暴力，还是人民重新获得思考和选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