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万无家可归者传闻背后 中国经济困局与底层生存危机正在浮出水面

中国街头无家可归者数量持续攀升。一份被删除的内部调查显示，截至2025年8月底，中国无家可归人口约为4,750万人，较2020年增长五倍多。在深圳等地的地铁口、桥洞、公园长椅等公共场所，大量年轻人露宿街头。

美国政治评论家章家敦在《国会山报》最新文章中援引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有4750万无家可归者，其中多数为年轻人。这些群体常前往服务中心获取免费Wi-Fi、空调、食物和饮水，深圳某服务中心单日接待近3,000名年轻人。

据财新网已删除报道，中共国家数据局曾组织34个省级调查机构进行专项统计，结果显示2025年无家可归人口达4,750万。这些群体呈现规模化、年轻化、都市化及"去乞讨化"特征，多数年龄在20至35岁之间，集中在大城市，且不再乞讨。

广东深圳、东莞、江苏苏州等地火车站、地铁口、桥洞甚至公厕都可见露宿者。24小时快餐店、ATM厅成为部分人的临时住所。这些群体携带行李箱、简易床垫甚至宠物狗，已不同于传统流浪乞讨人员。

前公安人员董广平指出，工厂订单减少导致工人只能做短期工，住不起旅馆也租不起房，被迫露宿街头。"现在经济不好，工资不高，租房子成本太高，搬个席子找个地方睡觉就行"，董广平描述道。

郑州火车站地下通道两侧长期有人居住，甚至携带被子铺盖。冬季北方寒潮来袭时，桥洞露宿者面临极寒困境。董广平指出，经济持续衰退导致工厂倒闭、失业率攀升，许多餐馆推出十元大锅菜维持生计。

章家敦认为，中国社会出现集体"躺平"现象，对经济前景和政治体制表达消极抵抗。民主中国阵线全球副主席盛雪指出，过去高速发展时期缺乏基本社会保障，一旦经济出现裂痕，底层民众将陷入困境。

盛雪强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发展数据未反映人权保障和社会福利成本。边远山区贫困群体长期缺乏保障，一旦制度出现断裂，将面临严重危机。她警告，若不采取积极措施，底层民众将陷入生存困境。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8月25日讯】
当一个年轻人拖着行李箱走进城市，却发现自己连一张床都租不起时，所谓经济增长与他的生活已经没有太大关系。夜晚的公园、地铁通道、桥洞、24小时便利店和快餐店，正在成为一些失业者最后的栖身之处。近日再次引发关注的“4750万无家可归者”数字，究竟有多少真实成分尚待独立核实，但它之所以能够迅速引发舆论震动，是因为越来越多普通人正在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到经济下行的重量。

有关4750万人的说法，源于2025年曾被海外媒体和网络广泛转述的一份所谓调查材料。报道称，截至2025年8月底，中国无家可归人口约4750万人，比2020年增加5.3倍，其中33岁以下人口占61%。美国评论人士章家敦近日再次引用这一数字，引发新一轮讨论。不过，目前公开渠道无法找到这份调查的完整原始报告，也无法独立核实其调查方法、样本范围以及“无家可归”的具体定义。因此，把4750万直接当成已经得到权威确认的全国统计数字并不严谨。与此同时，相关报道曾被删除或无法正常检索这一事实，也使外界更加难以判断数字究竟来自何处。

但不能因为一个数字尚未得到独立验证，就把它背后的社会现象一并否定。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同样显示，底层就业与收入压力并非凭空产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数据称，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3.0115亿人，而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经达到43.3岁，50岁以上占32%；与此同时，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2.6%，房地产市场仍然承受明显压力。对于大量依靠工资维持家庭生活的人来说，工厂订单减少、工资增长乏力、房租和生活成本压力叠加之后，失去稳定住所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

中国社会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现实，是“失业”和“无家可归”之间存在一条漫长而危险的滑坡。一个人失去工作，并不意味着第二天就睡在桥洞下。他可能先搬出昂贵的出租屋，再寻找短工；钱花完以后住进廉价旅馆，随后转向朋友、老乡或者公共空间。如果家庭本身没有积蓄，父母也无力继续接济，这条路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走到尽头。尤其对于没有本地户籍、没有稳定社会关系的外来劳动者来说，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可以随时消失，但房租、押金、医疗、交通和基本生活费用却不会跟着消失。

这也是“露宿者年轻化”这个现象需要认真观察的原因。过去人们谈到流浪者，往往想到长期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精神疾病患者或者传统意义上的乞讨者。然而，如果今天出现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是拖着行李箱的年轻工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失去订单的服务业人员，他们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生活失败，而是劳动市场吸纳能力下降以后产生的社会后果。中国官方统计体系已经单独调整青年失业率统计口径，以更准确反映进入社会、真正需要工作的青年群体。

问题的深层部分在于，中国长期形成了一种以家庭承担风险、以个人承担失业后果的社会结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年轻人可以依靠房地产上涨、制造业扩张和城市就业机会不断改善生活；而当房地产低迷、民营企业承压、传统制造业利润下降以后，过去被增长掩盖的社会保障缺口便逐渐显现出来。对于拥有房产、稳定职业和家庭储蓄的人来说，经济衰退意味着消费降级；对于没有资产的底层劳动者来说，却可能意味着从正常生活直接跌入生存状态。

与此同时，官方统计与普通人的体感之间存在越来越明显的距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年末为5.1%，并称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这样的指标当然具有统计意义，但它无法告诉公众一个失业者有没有积蓄、能否支付房租、是否背负债务，更无法告诉人们一个三口之家在失去收入以后能够坚持多久。一个人只要没有被统计体系定义为“失业”，他的生存困境就可能从宏观数据中消失。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一个拥有庞大财政资源和行政动员能力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建立更加透明、有效、面向底层劳动者的社会安全网。中国官方体系事实上存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一些地方也设有低保、临时救助和困难人员帮扶机制。 可现实中的救助如果只是把人从城市街头暂时转移、劝返或者遣送，而不能解决就业、住房、医疗和家庭收入问题，那么它处理的只是“看得见的人”，并没有处理造成这些人走上街头的经济根源。

因此，4750万究竟是不是准确数字，应该交给独立调查、公开数据和严谨统计去回答，而不应成为政治宣传中的简单口号。真正不能被忽略的是，那些睡在城市角落里的普通人，他们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更不是需要被城市管理部门迅速清理掉的“问题人口”。他们曾经是工人、司机、服务员、快递员、销售人员，也可能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他们所经历的住房压力、就业困难和收入下降，最终都会反映为整个社会的消费萎缩、家庭关系紧张以及对未来的失望。

一个社会真正的繁荣，不应该只体现在宏观经济总量和城市天际线之上，也应该体现在一个失去工作的人还能不能体面地活下去。倘若经济困难首先由最没有资产、最缺乏话语权的人承担，而统计体系又无法让他们的处境被看见，那么所谓“稳定”最终只能成为报表上的稳定。对于中国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宏大的经济叙事，而是一份能够养活家庭的工作、一间晚上可以安心关门睡觉的房子，以及在跌倒之后不会彻底失去生存资格的社会保障。这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最朴素、也最残酷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