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为何没有蒙古帝国 一个消失万年的马改变了历史

【中国观察】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这个事实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今天我们想到北美大平原，很容易想到骑马的印第安人、成群的野牛和无边无际的草原；想到蒙古，则会想到骑马、弓箭、游牧和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但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北美原住民其实已经有数千年没有马了。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马并非外来的欧洲动物。现代马的远古祖先恰恰起源于北美。经过漫长演化，马属动物曾经广泛分布在北美大陆。可是到了更新世末期，大约一万多年前，北美的马类和其他许多大型哺乳动物相继消失。对于这场灭绝究竟是气候剧烈变化、人类扩张狩猎，还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学术界至今仍有讨论。但有一个结果非常确定：在欧洲人重新把马带回美洲之前，北美原住民已经在一个“没有马”的大陆上生活了数千年。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少了一种动物”。

因为马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只是一种动物。马实际上是一种移动技术。它能够运输人、粮食、武器和物资，可以扩大人的活动半径，可以提高战争速度，也可以把原本彼此遥远的草原社会连接起来。一个骑马的人与一个步行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能够利用的空间实际上并不相同。

这正是北美大平原和蒙古草原之间最有意思的区别。

蒙古草原并不是因为“面积大”才产生了蒙古帝国。真正特殊的是一整套生态和技术组合：广阔草场能够养活大量牲畜，牲畜能够提供肉、奶、皮革等资源，而马又成为交通工具、运输工具和战争工具。骑马之后，一个人的行动范围突然扩大，部落之间的联系、贸易和战争也随之发生变化。

蒙古骑兵的真正优势，不只是“会骑马”，而是马把草原上的人口、资源和战争组织连接成了一个高度机动的系统。骑兵可以快速集结，也可以迅速分散；军队可以携带相当数量的补给，并且利用沿途牧场补充马匹和食物。政治首领因此能够控制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农业村落所能控制的空间。

13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就是这种草原生态、骑马技术和军事组织结合后的历史结果。

而北美大平原看起来非常像蒙古草原，却缺少了最关键的环节。

那就是马。

北美大平原当然有大量野生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美洲野牛。野牛为平原原住民提供了肉类、皮革、骨骼和其他生活资料，围绕野牛也发展出了非常成熟的狩猎文化。

可是野牛无法替代马。

野牛可以养活人，却不能像马一样成为人的交通工具。它不能把猎人驮到几十公里以外，也不能让战士高速移动，更不能把一个政治集团的军事行动范围突然扩大。

于是，同样是草原，北美和蒙古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道路。

这并不意味着北美原住民社会落后，更不能理解成“北美没有文明”。恰恰相反，北美曾经出现过非常复杂的农业社会和大型政治中心。

密西西比文化（Mississippian culture）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在今天美国中部和东南部，原住民发展出以玉米农业为基础的复杂社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卡霍基亚（Cahokia）。卡霍基亚位于今天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附近的密西西比河流域，鼎盛时期形成了大型聚落、土丘、广场和明显的社会等级。它说明北美完全具备发展大型聚落和复杂政治组织的能力。

换句话说，问题从来不是“北美人不会建立复杂社会”。

真正值得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社会没有像印加帝国、秦汉中国、罗马帝国或者蒙古帝国那样，最终形成持续控制巨大领土的国家体系？

这里就必须把“人口”从唯一答案的位置上拿下来。

人口当然重要。人口密度越高，越容易形成专业分工，也越容易产生农业剩余、城市、行政机构和军事组织。但是人口本身不是魔法。人口必须与能够供养人口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

中国黄河、长江流域能够形成高度集中的农业国家，是因为大量人口能够依靠稳定农业生产生活，粮食剩余又能够被国家征收，再转化成军队、官僚和大型工程。

安第斯地区的印加帝国则走出了另一条道路。安第斯文明没有马，却拥有适应当地环境的美洲驼和羊驼，可以承担运输工作；同时，当地长期发展梯田、农业生产、仓储和道路系统。印加国家把不同海拔、不同气候区域的生产连接起来，再通过劳役和行政体系组织人口。

蒙古草原则完全不同。

蒙古不需要先建立一个密集的农业城市体系才能动员军队。牲畜本身就是移动的财富，马又把人和财富进一步“机动化”。于是，一个草原政治集团可以在相当大的空间内活动，而不必像农业国家那样，把绝大多数人口固定在城市和农田周围。

这就是为什么“草原”这个词本身并不能解释蒙古。

真正产生蒙古式历史道路的，是“草原＋牲畜＋马＋骑射＋政治联盟”这一整套组合。

北美直到欧洲人到来以后，才重新获得了马。

1490年代以后，西班牙人把马带到美洲。此后马迅速扩散，最终进入北美大平原。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实验出现了：还是那片大平原，还是那些河流和野牛，只是增加了马这种动物，社会结构便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科曼奇人（Comanche）、拉科塔人（Lakota）等平原民族后来形成高度发达的骑马文化。骑马提高了狩猎效率，扩大了贸易范围，也改变了战争方式。过去步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的地方，骑马以后可能只需要很短时间。

马因此改变了北美大平原社会的“空间尺度”。

但这里又出现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事实：马进入北美的时间，距离欧洲殖民已经非常近。

也就是说，欧洲人看到的那个“骑马的北美印第安人”，并不是北美原住民数千年来一直保持不变的生活方式。相当一部分著名的平原骑马文化，其实是在欧洲人重新把马带回美洲之后发展起来的。

这也让“北美没有国家”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北美原住民从很早开始就拥有大量可以驯化、骑乘和运输的大型动物，历史是否一定会出现蒙古式帝国？答案并不能确定。因为国家形成从来不是由某一个变量决定的。人口、农业、气候、疾病、贸易路线、战争、社会等级、宗教、交通、技术以及政治制度都会产生作用。

但马的缺失确实帮助我们理解一个重要事实：文明并不是单纯由土地面积决定的。

北美有巨大的草原，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有森林，有丰富的动物资源；蒙古有草原，中国有大河，埃及有尼罗河，安第斯有高山。可是相似的自然资源，在不同的动物、作物、技术和人口结构组合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

更有意思的是，北美其实曾经拥有马。

只是马在北美消失得太早，以至于后来的人类历史仿佛把这段关系彻底切断了。

于是出现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文明史循环：马在北美演化，却在冰河时代末期从北美消失；欧洲人后来从欧亚大陆把马重新带回来；北美原住民重新获得马以后，又迅速发展出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骑马文化之一。

所以，当我们问“为什么蒙古能够产生横跨欧亚的帝国，而北美没有出现蒙古帝国式的国家”时，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是一句“北美人口太少”。

更深层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手里究竟有什么资源，又有没有办法把这些资源转化成持续的生产力、运输能力和军事能力。

草原本身只是土地。

野牛可以变成食物。

河流可以变成交通。

玉米可以变成人口。

而马，则可以把人的活动半径突然扩大。

当这些东西按照不同方式组合起来，文明便会走向不同的道路。

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奇怪：决定一个大陆政治命运的因素，未必是一座城市、一场战争或者一个伟大的君主，有时候竟然是一种几千年前已经消失、后来又被人重新带回来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