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9月30日讯】9月28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指示，再次强调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共官方长期把政治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位置，并将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作为重要内容。
对于这套“安全”叙事，旅澳法学家袁红冰给出了完全不同于中共官方的解释。他认为，习近平反复强调国家安全，真正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社会治安、公共安全或者外部军事威胁，而是中共政权本身的稳定，尤其是最高权力结构能否维持。他甚至提出，“中共的安全就是人民的不安全”。这句话听起来尖锐，但如果放在中共近年来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中观察，就能看出他究竟在质疑什么。
从国家安全到政权安全
“国家安全”这个概念本身并不特殊。任何国家都会关注国防、犯罪、恐怖主义、网络攻击、金融风险和公共安全。但不同政治制度对“安全”的定义范围和优先顺序并不相同。
中共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已经形成一个覆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等多个领域的庞大体系。官方表述中，政治安全被置于重要位置，并强调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袁红冰真正抓住的，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区别。
普通人理解的安全，首先是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司法保障、就业和生活秩序。一个工人被拖欠工资，他需要的是法律保护；一个家庭遭遇财产纠纷，需要的是公平司法；一个普通人表达意见，需要的是不会因为正常言论而遭到权力报复。
而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安全还包含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政治秩序安全。
于是，同一件事情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解释。
普通人聚集起来要求解决欠薪问题，可以被理解为劳动权益问题；政府如果首先考虑的是聚集本身可能造成社会稳定风险，那么治理重点就可能从“解决问题”转向“控制风险”。
两者最后都可能让街道恢复平静，但背后的政治逻辑完全不同。
袁红冰所说的“中共的安全就是人民的不安全”，实际上就是在质疑这种转换：当政权稳定成为安全体系的重要目标时，人民的权利是否会在某些情况下被放到次要位置。
为什么越强调安全，反而可能暴露不安全
袁红冰还有一个重要判断，就是中共越强调“安全”，越说明其内部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
这并不能简单理解成“只要开一次安全会议，就说明政权马上要出问题”。他的意思更接近于：一个政治体系如果不断扩大风险定义，并把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纳入安全管理，就说明统治者对潜在失控因素越来越敏感。
习近平执政以来，国家安全概念不断扩展，安全已经从传统的国防和治安领域延伸到经济、金融、科技、网络、数据、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
这种治理模式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国家拥有越来越多识别、监测和干预社会风险的工具。
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监控和数字化治理，可以帮助政府寻找犯罪线索、处理灾害、保护基础设施，也能够让政府更快速地发现社会中的异常活动。
技术本身没有政治立场。
真正决定结果的，是这些技术由谁使用，以及使用过程中有没有明确边界、司法审查和公众监督。
如果安全技术主要用于保护普通人的生命和财产，它体现的是公共治理能力；如果安全体系不断向政治表达、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延伸，那么“安全”就可能从保护人民，逐渐变成管理人民。
这正是袁红冰批评的核心。
“习家军”为什么没有带来绝对安全
袁红冰对习近平权力结构的另一个判断，是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虽然不断加强个人集权，但权力越集中，并不意味着内部信任程度就一定越高。
近年来，中共党政军系统持续出现高层反腐和人事调整。李尚福、苗华、何卫东等军队高层以及火箭军系统都曾成为整肃重点。官方对这些案件通常以违反纪律、涉嫌腐败等理由进行处理。
袁红冰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些变化。他认为，习近平在不断清洗所谓“不忠诚”的力量，但被清洗的对象并不只来自过去所谓的不同派系，也可能包括曾经被视为习近平核心圈层的一部分人。
按照他的逻辑，问题由此形成一个循环：最高权力越来越集中，对干部忠诚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整肃范围扩大以后，官员之间的不信任增加；而不信任增加，又促使最高领导层进一步加强控制。
这种机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很难产生真正的安全感。
因为对于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来说，最大的风险并不一定来自公开的反对者，也可能来自权力体系内部的人事变化。
不过，具体到某一名官员被查是否因为政治不忠、是否属于派系斗争，公开资料往往无法完全证明。官方公布的是纪律和司法层面的事实，外界关于权力斗争的解释则属于分析。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社会安静不等于社会安全
袁红冰的观点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那就是他实际上在区分“稳定”和“安全”。
一个国家没有大规模街头冲突，当然是一种社会稳定状态。但如果这种稳定主要依靠高强度监控、限制表达、限制组织和快速压制抗议来维持，那么这种稳定与一个社会通过正常司法、政治参与和利益协调形成的稳定，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真正的公共安全应该让普通人敢于报警、敢于起诉、敢于举报违法行为，也应该让一个受到政府或者企业侵害的人拥有能够获得公正处理的渠道。
如果一个人面对权力时最担心的不是犯罪分子，而是担心自己因为维权而被定义为“影响稳定”，那么他所面对的安全环境显然与官方统计中的社会治安数字不是一回事。
这也是为什么“平安中国”不能只看治安数据和监控数量。
更重要的是看普通人在面对公权力时有没有安全感。
“最安全国家”需要由谁来证明
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样的判断如果要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公共政策结论，就不能只依靠官方宣传，而需要大量公开数据来支撑，包括犯罪率、暴力犯罪受害率、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司法救济、劳动权益以及公民面对政府时的权利保障。
安全不是街道上有多少警察的问题，也不是摄像头有多少的问题。
对于普通人来说，真正的安全还包括一个非常朴素的判断：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国家安全最终才能转化为个人安全。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一个国家拥有再庞大的安全机构，也可能只是意味着国家更有能力控制风险，而不一定意味着普通人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
因此，袁红冰所谓“中共的安全就是人民的不安全”，并不是简单地说中国没有治安，也不是说所有安全政策都等于压迫。他真正提出的是一个制度层面的追问：当政权安全被放在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位置之后，人民安全与政权安全发生冲突时，究竟谁拥有更高的优先级？
这才是理解“平安中国”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
一个社会如果需要不断加强控制才能维持稳定，就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稳定究竟来自人民对制度的信任，还是来自人民对权力的畏惧。
前者能够产生长期的社会秩序，后者则只能产生表面的安静。对于任何国家，真正的安全最终都不应该只是让权力感到安全，而应该让普通人在面对国家机器时，同样能够感到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