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如何形成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的诞生，并不是某一次政府改革突然产生的结果，而是加拿大一个多世纪宪政发展的产物。从1867年联邦成立，到1982年宪法回归加拿大，《宪章》的形成经历了英国议会主权传统、加拿大联邦制度、魁北克特殊法律文化以及20世纪现代权利保障理念之间长期的磨合。

今天加拿大人熟悉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实际上是《1982年宪法法案》（Constitution Act, 1982）的第一部分。它把一系列基本权利和自由正式写入加拿大宪法，使这些权利具有高于普通联邦和省级法律的宪法地位。加拿大司法部将《宪章》的形成与加拿大最终取得对自身宪法的完全控制联系在一起。

1867年是理解这一过程的起点。当年英国议会通过《1867年宪法法案》（Constitution Act, 1867），当时名称为《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1867），加拿大自治领由加拿大省、新斯科舍省和新不伦瑞克省组成，随后其他地区陆续加入联邦。加拿大由此建立联邦制度，但其宪制仍然深深植根于英国法律传统。

当时加拿大并没有一份类似美国《权利法案》的完整成文权利清单。加拿大的权利保障更多来自普通法传统、议会制度、司法原则以及具体法律。换句话说，加拿大早期的宪政并不是以一部完整的“权利宪章”为核心，而是在英国式议会政府框架下逐渐发展。

加拿大的法律文化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双重传统。魁北克延续了法国大陆法系的民法传统，而加拿大其他地区主要发展普通法传统。这个差异可以追溯到英国征服新法兰西之后的法律安排。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保留了法国民事法律传统，同时继续使用英国刑事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双轨结构后来成为加拿大制度的重要特色。

因此，加拿大的法律多元性并不等于联邦制度出现了无法解决的矛盾。魁北克民法与其他省份普通法长期并存，至今仍然是加拿大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更多体现加拿大历史和联邦结构的特殊性，而不是《1982年宪法法案》产生的直接原因。

进入20世纪以后，加拿大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两次世界大战、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使个人权利、语言权利、少数群体权益和政府权力边界越来越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议题。

1960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加拿大权利法案》（Canadian Bill of Rights）。这是一项重要的联邦普通法律，确认了一系列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宗教、言论、集会以及个人安全等方面的权利。但它与1982年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存在一个根本区别：《加拿大权利法案》本身并不是加拿大宪法的一部分，因此其法律地位和适用方式与后来具有宪法效力的《宪章》不同。

与此同时，魁北克进入“安静革命”（Quiet Revolution）时期。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社会经历迅速的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制度改革，法语文化与身份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语言权利、魁北克在联邦中的地位以及加拿大联邦制度如何适应社会变化，逐渐成为宪法改革的重要议题。

但这里需要特别澄清一个容易出现的历史误解：1967年并没有发生“加拿大把宪法修订权从英国议会转移给加拿大议会”这样的事件。

加拿大当时仍然缺乏完整的国内宪法修订程序。由于加拿大核心宪法文件最初由英国议会制定，涉及重要宪法内容的修改长期仍然需要英国议会采取行动。这种局面后来被称为加拿大宪法的“未完成回归”。

因此，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加拿大政治中，如何建立一套加拿大自己的宪法修订机制，一直是重要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围绕修宪公式、联邦与省级权力以及权利保障进行了长期谈判。

1971年的《维多利亚宪章》（Victoria Charter）就是其中一次重要尝试，但最终没有获得所有必要的政治支持。此后的宪法改革继续推进，联邦政府与各省之间长期存在分歧。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80年以后。

时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政府推动将加拿大宪法“带回加拿大”，同时把一套完整的权利与自由保障写入宪法。1980年，加拿大正式进入新的宪法改革阶段。加拿大议会组成特别委员会，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加拿大司法部资料显示，该委员会后来收到超过1200份书面意见，并听取了300多名证人的陈述。

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联邦政府与多个省政府对于修宪方式以及《宪章》的具体内容存在严重分歧。尤其是联邦政府希望建立全国性的宪法权利保障，而部分省政府担心司法审查扩大法院权力，并影响省级立法自主权。

经过谈判，1981年加拿大联邦政府与大多数省政府达成政治协议，为1982年的宪法回归铺平道路。

1982年，加拿大议会通过《1982年加拿大法案》（Canada Act 1982），英国议会也通过相应法律，终结英国议会对加拿大宪法修改权的最后控制。1982年4月17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渥太华正式签署相关文件，《1982年宪法法案》正式生效。加拿大司法部将这一天视为加拿大取得自身宪法完全控制权的重要节点。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由此成为《1982年宪法法案》的第一部分。它所保障的内容包括基本自由、民主权利、迁徙权、法律权利、平等权、加拿大官方语言权利以及少数语言教育权利等。

《宪章》的意义还在于，它改变了加拿大权利保障的法律地位。1982年以前，加拿大的议会制度长期强调议会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法律的传统；1982年以后，宪法成为加拿大最高法律，与《宪章》相抵触的法律在相抵触的范围内可能失去法律效力。加拿大《1982年宪法法案》第52条明确规定，宪法是加拿大最高法律，与宪法不一致的法律在不一致范围内无效。

与此同时，《宪章》并没有建立一种绝对的权利体系。第1条规定，《宪章》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可以受到法律规定的合理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能够在自由和民主社会中得到证明。

1982年以后，加拿大法院因此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宪法审查角色。政府制定法律时，不仅需要考虑政治程序，也需要考虑相关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所保障的权利。这成为加拿大现代宪政体系的重要变化。

加拿大《宪章》的形成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特点，那就是它并没有取代加拿大原有的法律多元性。魁北克继续保持民法传统，其他省份继续以普通法为主要私法传统；联邦制度也仍然存在。与此同时，《宪章》作为全国性的宪法权利框架，对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公共权力形成共同的宪法约束。加拿大现行宪法文本也明确规定，《宪章》是《1982年宪法法案》的一部分。

因此，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形成不能简单理解为“法国法律传统和英国法律传统融合”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是加拿大从英国殖民宪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自主修宪机制的现代宪政国家过程中形成的一项核心制度。

1867年解决的是加拿大如何组成联邦，1982年解决的则是加拿大如何拥有自己的完整宪法以及如何在宪法层面保障个人权利。两者之间相隔115年，这段漫长历史解释了为什么加拿大的宪法制度既保留英国议会政府传统，又形成了具有强大司法审查机制的成文宪法权利体系。

今天加拿大人熟悉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平等权、法律权利和民主权利，并不是1982年凭空出现的概念，而是在加拿大长期的政治与法律发展中逐渐形成，最终通过《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获得宪法层面的明确保障。1982年真正改变的，是这些权利在加拿大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它们从主要依赖普通法律、普通法和政治传统的保护，进入了加拿大最高法律的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