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10月30日讯】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刚刚闭幕,中共中央纪委公布了一组规模惊人的反腐数据: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64.4万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25.7万人;立案审查调查810.5万件,处分792.2万人,其中处分中管干部963人。
这组数字不仅显示中共反腐行动的规模,也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习近平执政14年来,为什么仍然需要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如果反腐已经取得官方所说的压倒性胜利,为什么腐败问题依然被官方认定为严峻复杂?习近平究竟是在通过反腐重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还是在利用纪律审查和政治震慑强化个人权力?
从中共近年来的政治运作来看,这两种目的并不相互排斥。反腐既是中共回应社会不满、维护政权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习近平整顿官僚体系、强化政治服从的重要工具。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反腐规模越来越大,却始终没有从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独立监督的问题。
一、反腐数字背后 中共面临执政信任问题
腐败长期是中国社会最敏感的公共问题之一。从基层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到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国有企业负责人之间的利益往来,再到军队采购、金融监管和大型工程项目中的权钱交易,腐败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普通民众日常能够接触的层面。
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将反腐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提出打击所谓“老虎”和“苍蝇”。这一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官员贪腐、特权和权钱交易的不满,也让中共能够向社会展示其整顿官僚队伍的决心。
从政治角度看,中共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它没有通过竞争性全国选举获得执政授权的制度安排,因此需要依靠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主义宣传以及党内纪律等方式维持公众对执政体系的接受程度。
当经济高速增长时,发展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对腐败和权力滥用的不满。但当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地方财政困难、就业压力增加,普通家庭收入和生活预期受到冲击时,官员腐败、特权消费和公共资金使用问题就更容易引起公众不满。
反腐因此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惩处贪官可以回应公众对公平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共可以借此宣传最高领导层正在纠正过去积累的问题,把政权面临的部分社会矛盾归结为个别干部执行不力或贪腐失职。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此前对习近平反腐运动的研究就提出,反腐与中共执政合法性、国内政治权力以及权力集中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然而,惩处多少官员,并不能直接证明腐败已经减少到什么程度。立案数量反映调查规模,处分人数反映纪律处理结果,却不能单独说明公共资金损失减少了多少、权钱交易是否得到遏制,以及普通民众是否因此获得更公平的社会环境。
二、反腐为何容易变成政治恐吓
反腐本身具有正当的公共目的,问题在于由谁调查、依据什么规则调查,以及调查权力是否受到独立监督。
中共的纪检监察体系具有鲜明的党内政治属性。中央纪委负责党内纪律检查,国家监委承担国家监察职能,两者合署办公。官员一旦被列入调查范围,可能面临党纪处分、政务处分,严重案件还会移送司法机关。
这种制度能够集中力量调查高级官员,但也存在一个重要问题:调查机关并不独立于中共最高权力体系。它所执行的纪律要求、调查重点和人事安排,都处于党内领导体系之中。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25年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共领导层的研究报告,曾专门分析这一问题。报告指出,中共纪检机构直接服务于党组织,缺乏独立的外部监督。在缺少独立问责的情况下,反腐调查可能受到政治权力影响,存在选择性执法和程序不透明的风险。报告同时指出,腐败与中共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独立制衡之间存在联系。
这就带来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官员不仅需要担心自己是否贪腐,还必须考虑政治纪律、组织要求以及最高领导层的政策意图。
2026年10月30日的五中全会相关发布会上,中共组织部门官员还特别谈到,一些干部不愿作为、不敢作为,或者因为担心犯错而不敢采取行动。美联社对会议的报道也指出,越来越严格的纪律要求可能让官员更加谨慎,甚至倾向于通过开会、学习和表态展示服从,而不是主动解决实际问题。
这说明,政治纪律越是强调绝对服从,基层官员就越可能把避免政治风险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之前。
从这个角度看,反腐不只是惩罚贪污行为,也可能产生更广泛的政治震慑。官员知道权力中心可以决定纪律审查的方向,便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和政治立场。
但必须区分两件事:官员因害怕贪腐被查处而收敛行为,是反腐应有的效果;官员因担心提出不同意见、执行失误或者不符合领导意图而不敢履职,则是另一种后果。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三、为什么处分近800万人 腐败仍然没有根除
张福海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仍然十分艰巨。
这实际上触及了中共反腐运动最难解决的问题。
腐败并非只存在于某些干部个人身上,也与权力如何分配、公共资金如何使用、政府采购如何进行、企业如何获得行政许可等具体制度有关。
当政府部门掌握大量审批权、土地资源、项目资金和行政许可,而社会又缺少充分的独立监督时,官员就可能利用职务影响谋取利益。即使查处了一批干部,只要原有的权力运行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新的腐败行为仍可能出现。
例如,一名地方官员因收受房地产开发商贿赂被查处,并不意味着土地审批和项目招标中的权力寻租问题已经消失。如果相关审批仍然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企业和官员之间仍然存在不受监督的利益交换空间,类似问题就可能再次发生。
中共此次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仍然强调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同时提出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完善制度建设。
这说明官方也承认,仅靠处分官员无法解决全部问题。
但真正有效的反腐,需要让公共资金使用情况能够接受社会监督,让媒体能够调查公共权力,让法院能够依法独立审理案件,也让举报者和批评者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如果调查权、监督权和最终决策权始终集中在同一个政治体系内部,最高权力本身又缺少独立制约,那么反腐就很难触及权力腐败最根本的来源。
四、美国FCC新规与中美竞争 是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
与此同时,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10月29日通过新规定,禁止中国实验室以及其他没有与美国建立互认安排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实验室,为进入美国市场的电子产品提供测试和认证服务。新规预计于2028年12月生效。
FCC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表示,2025年约82%的相关电子产品在中国完成测试,而美国本土实验室承担的比例只有约4%。美国方面担心,测试实验室可能提前接触产品设计、技术资料和其他敏感信息,带来知识产权及通信网络安全风险。
10月30日,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反对,并称如果美国继续推进有关措施,中方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这项规定与中共国内反腐并不存在已经证实的直接联系,但放在同一天的政治新闻中,可以看到中美两国都在强调国家安全和制度控制,只是具体领域和政策目的不同。
美国FCC针对的是进入美国市场的电子产品测试和认证活动,其政策理由是实验室安全、技术保密和互惠待遇,相关措施也需要接受美国法律和行政程序的约束。中共反腐则主要针对党政干部及其掌握的公共权力,调查和处分程序集中在党和国家监察体系内部。
不能因为两者都使用了安全或纪律方面的理由,就把它们视为同一种政策。但中美科技竞争正在扩大,技术标准、实验室认证、供应链安全和数据保护,都将成为未来企业经营必须面对的问题。
五、习近平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权力如何受到约束
回到最初的问题:习近平不断强化反腐,究竟是在寻找中共执政合法性,还是借政治恐吓巩固权力?
从现有事实看,两者都能解释反腐运动的部分作用,但不能简单认定每一起调查都是政治清洗,也不能把所有受到处分的官员都说成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反腐确实可能打击贪污受贿、整顿官僚作风,也能够回应公众对官员特权的不满。对于任何政府来说,惩治腐败都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责任。
但习近平执政以来,反腐同时伴随着权力进一步集中、政治纪律不断强化和高层人事调整。2026年五中全会继续把全面从严治党列为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亲自领导相关文件起草工作,官方也明确要求全党贯彻会议决定。美联社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均指出,此次会议再次强调党内纪律,背景之一是习近平准备迎接2027年的中共二十一大及可能的第四个总书记任期。
从政治效果看,持续反腐能够让官员感受到来自最高权力中心的压力,也能让公众看到中共正在处理腐败问题。但如果这种压力主要依靠上级对下级的纪律控制,而不是依靠公开透明、独立调查和法律程序,那么它就可能逐渐成为维护政治服从的工具。
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习近平本人或者最高领导层作出错误决策,谁能够调查?谁能够要求纠正?谁能够追究责任?
一个真正有效的反腐制度,不应该只让普通干部和地方官员受到监督,也应该让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受到同样明确的法律约束。否则,反腐可能出现一种难以回避的局面:下面的官员不断被调查和处分,最高权力却始终处于缺乏独立监督的状态。
习近平希望通过反腐证明中共仍然有能力纠正自身问题,并以此维护执政信任,这种政治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反腐不能改变权力过度集中、缺乏独立监督和公众无法有效问责的现状,那么再庞大的处分数字,也无法证明腐败问题已经得到根本解决。
处分近800万人,说明中共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纪律整顿,却不能自动证明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能够约束所有掌权者的反腐制度。 习近平可以要求数百万官员接受纪律监督,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始终存在:当监督对象变成最高领导人时,谁拥有真正的调查权和问责权?这才是检验中共反腐是否能够超越政治震慑、真正解决权力腐败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