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课的中国大陆中学课堂（网络图片）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2年05月20日讯】我于1952年进入初中学习。当年中学教材全面更新，初一新增《自然地理》课程，课本第一页采用彩色印刷。这段经历让我对生物学产生浓厚兴趣，初二学习动物学，初三接触达尔文主义基础。在陈婉芙老师的组织下，我参与课余生物研究小组，通过显微镜观察洋葱表皮细胞结构。
当时正值学习苏联高潮，教材充斥着对苏联科学家的过度颂扬。这种现象引发我的强烈不满，形成双重愤怒：一方面反对米邱林学说，因为我已通过姐姐遗留的高中生物课本掌握孟德尔遗传学理论，认为其属于科学理性范畴；另一方面质疑教材同时推崇革命前俄国的合理性，认为这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
为发泄情绪，我采取两项行动：一是将教材中俄国科学家画像涂改为鬼脸，尽管平日爱护教材；二是借期末考试机会在答卷中表达观点，指出俄国革命前社会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欧，生物学研究未必先进。陈婉芙老师未予扣分，也未给出反馈。
事件逐渐发酵，与我常议论时事的几位同学计划集体退出少先队。我们以年龄增长为由，声称少先队活动缺乏吸引力，且生活贫困使我们难以感受"祖国花朵"的荣耀。少先队辅导员劝导称待年满15岁自然退队，我们最终选择放弃。直到五十年后遇见前中队委，才得知真实诉求。
这段经历大致发生在1954年，正值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报告尚未发布之际，社会思想出现松动。我们的行为或许折射出当时知识青年对意识形态的困惑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