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不能幸免。
我记得其中有与我家往在同一栋楼房的胥先生，胥先生平日和霭可亲，与人无争，在"镇反"时于深夜被便衣抓去，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派出所便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已被以"三青团骨干"的罪名被处决。其实胥先生在国民政府仅当过一般的办事员，大概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民国时代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简称），结果便因此被中共当局处决了。
我在长郡中学邻班的班主任江老师，仅因民国时代在湖南某县当过一任县长，江任县长期间还救过几个中共地下党员也不能幸免，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处决。我的英语教师郭维成先生抗战期间在四川念大学时，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国民政府空军，在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担任英语翻译，于一天夜晚被当局抓去后不知所终。郭老师英语发音标准、教学认真负责、上课时对学生要求严格，平时态度谦和。
父亲所开西药房的职员朿崇德先生，抗战初起，正在江苏读高中的朿先生也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抗日，在湖南曾参加三次长沙会战，后升至营级军官，抗战胜利后退伍。因抗战期间已在湖南娶妻生子，故退役后便留在湖南，在我父亲开的西药房找了一份工作。"镇反"开始后被中共当局抓去以"反动军官"的罪名判了20多年徒刑，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放出来。
朿先生有强烈的爱国心，为人仗义，乐于助人，因同是江苏人，故与我家往来密切。朿先生出狱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几经打听才打听到我家的新住址，还专门从株州赶到我家探望我母亲。
面对这些令我困惑的事，我常想按照我的常识和良知来判断，这些被以"三青团骨干"、"历史反革命"、"反动军官"的罪名抓去处决、判重刑的人都应算是好人，一个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护"人民"权利的政党和政府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那老实本分、胆小、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不敢、也没有做过任何违法事情的父亲也不能幸免。因父亲世代经商，所以被当局划为资本家，运动一开始，父亲便要接受当局组织的"三反五反"工作组和西药业同业工会的员工的批判、斗争。大会、小会上要父亲交待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贿赂干部的罪行。由于经常有部队的医药部门的人到父亲的西药房购买西药，所以也有部队的军人来要父亲交待他贿赂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由于白天的时间父亲要接受同业工会员工的批斗、交待反省同题，部队的工作人员只好晚上找到我家来，逼迫父亲交待贿赂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开始部队上来的人态度很粗暴，有时甚至掏出手枪来威逼父亲交待他行贿拉拢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后来看到我家门口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红木牌，他们一问知道是我大哥参军"抗美援朝"之后，以后几天晚上部队来人对父亲的态度才稍有好转。
由于父亲实在交待不出自己有什么行贿拉拢部队医务人员的罪行，大约部队的医务人员也没有交待出什么受贿和被拉拢的罪行，过了一个多星期部队的人就再也没有来找过父亲。但是西药业同业工会和工作组对父亲及其他西药业的资本家的批斗却仍在持续（其他行业的情况也一样），后来包括父亲在内的西药业的资本家都被集中关在一起进行批斗。除要员工们检举揭发之外，还要求资本家们互相检举揭发彼此的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罪行，直至员工们和工作组认为表现好的才可以过关放回家，当时称之为"下楼"。
那时市广播电台和省广播电台每天都要播放哪些资本家交待了哪些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罪行，并积极退赔了多少赃款、赃物，获得了当局的宽大处理，已"下楼"回到家里与亲人团聚。
因父亲没有任何罪行可以交待，也不愿违心地去胡乱捡举揭发他人，所以一直未能"下楼"。到学习班的人数已所剩无几时，父亲无奈，只好在批斗会上宣称自己"解放"后虽没有什么偷税漏税、拉拢腐蚀干部的罪行，但自己家里的几件古董，现在经过学习认识到这是旧社会用剥削工人阶级得来的钱买来的，自己愿意捐献给政府，以减轻自己旧社会剥削工人阶级的罪行。父亲捐出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青铜戈各一件、西汉时期棺材头前镶嵌的铜质镏金虎头一件和几件西汉时期的陶器，才得到员工们和工作组的认可，认为可以过关"下楼"，这样父亲才得以退财消灾回到家里。
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遭遇同样令我困惑，像父亲这样忠厚老实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政党和政府为何要不顾事实一再要求他交待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罪行？那些资本家们为何都要和父亲一样在退赔了许多所谓赃款赃物之后才得以过关"下楼"？这不是变相的抢劫吗？
到1956年我哥哥从部队转业回家探亲时，我们兄弟姊妹问他在朝鲜打仗的情况，问他美国兵是不是都是些少爷兵？打起仗来一个个怕苦怕累、贪生怕死。因为报纸上、广播上、电影上都是这么说的。
不料哥哥听后大不以为然地说：哪里是这么一回事，人家美国兵许多都是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不仅训练有素，而且战斗经验也很丰富，枪炮打得可准啦！武器又很先进，要消灭他们很不容易。他们之中胆小的也有，但大多数也很勇敢，不过他们的上级把士兵的生命看得很重要，有时我们趁黑夜他们的飞机、坦克、大炮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采取人海战术发动偷袭，他们为了减少伤亡宁愿主动放弃阵地，将士兵撤退至安全地区，到次日白天再动用飞机、大炮进行地毯式轰炸消灭我方有生力量之后，再在坦克和炮火的掩护之下，以极少的伤亡代价重新把阵地夺回来。说他们是少爷兵倒也不全错，因为他们不仅行军有汽车，睡的是暖和的鸭绒睡袋、吃的是鱼、肉、蔬菜罐头、巧克力、面包、饼干，还有随军餐车供应热食，即使是冬天也可轮流到随军沐浴车上洗热水澡，与我们只能吃炒面（有时连炒面也吃不上，还要忍饥挨饿）、喝雪水、睡露天的条件相比，确实优渥得多。但这种优渥恰恰证明了他们对生命的尊重，也说明了战争的残酷性。这种对比让我对"抗美援朝"的宣传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这种质疑并非否定英雄主义，而是对历史叙事的反思。当宣传将敌人描绘成毫无人性的恶魔时，是否忽略了战争本身的复杂性？当口号掩盖了个体命运的悲剧时，是否让无数人成为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这些问题在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