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2021年5月19日讯】今年的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五年后的中国异常平静地度过了这个纪念日。毛左派团体原先计划的纪念活动，在官方的压力下临时取消。官方媒体不见对历史周年的反思评论，唯独在网上流传着多个在中国的校园、企业、公共活动中，出现跳忠字舞、唱红歌的视频。
观察家们把原因归咎于今年四月刚推出的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其中不仅习执政九年来的“新时代”，占据百年党史的四分之一篇幅；还淡化文化大革命的章节，轻描淡写毛泽东文革的历史错误。
中国官方对文革的定调正在转向。4月20日，中宣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在党史教育会议上，对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的历史给予积极的评价，称其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27年。”
一度“彻底否定”文革?
中国曾经有过一段反思文革的历史。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要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
“ 中国共产党在反思文革上是极不彻底的，1981年的决议把责任推到四人帮头上，放过了真正的祸首毛泽东。”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告诉本台，毛泽东在大跃进、大饥荒的政策错误后退居二线，又心有不甘，才会发动文化革命来清算异己、巩固自身权力地位。
蔡霞说，在反思文革历史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回避三大问题，一是毛泽东本人的责任，第二是中共思想理论的根本问题，第三则是集权统治的制度问题。
“官方及学者都刻意躲避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能由毛泽东一个人想发动就发动，而且能持续造成这样一个十年浩劫?”蔡霞问到。
伤痕文学及民间短暂的反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逐步走出文革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伤痕文学的崛起。从作家白桦的《苦恋》、刘心武的《班主任》，到同样以文革作为背景而拿下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电影《霸王别姬》，都从文学或艺术的角度，把中共在文革时如何消灭传统艺术 、瓦解亲情、泯灭人性描述得淋漓尽致。
“伤痕文学是民间起来的，因为受到那麽大的浩劫，人们自己的反思，震动了整个民族去思考这个问题，……自然也会触及到对制度的控诉，这是中共容不得。”蔡霞分析，当民间反思持续，政府的禁令也随之而来。官方及民间都无法对历史彻底反思，“文革才有可能这么多年一直潜伏在党内跟中国社会。”
从1978年就开始记录文革幸存者故事，在2004年出版《文革受难者 ——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的作者王友琴，对于想通过民间力量记录历史却不断遭到打压有亲身体验。
“我作了上千个文革受害者的采访……对我来说， 这就是文革的主要部分和主要场景。如果忽略了这个部分，这个历史就有很大的偏差。”王友琴现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她告诉本台，自己主办的网站“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在中国被封禁，她的著作也被禁止。
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在给王友琴的书做的序言中夸赞她正在作“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王友琴也常能收到中国读者或文革受害者家属的感谢信。不过，近几年来，刻意说她是编造故事的网路攻击也不少。王友琴说自己不愿理睬。
王友琴的研究点出了两个文革时期的死亡高峰，一是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杀戮，另一个是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
她写到，这些人们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于暴力的“批斗会”上或者死于“隔离审查”的“牛棚”之中。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骤直接相连。他们的死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于意外事故，他们是作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击对象而被杀害的。
“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 王友琴写到。
“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不只是人的灾难，还是中华文化的灾难。” 中国当代艺术策展人荣伟也激动地回忆道，自己的老家浙江普陀山，庙宇大佛在文革时期被摧毁的情况，“现在国内文革的气氛越演越烈，是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
重新定义文革的背后?
“凡是在政权内外交困时，中共一定会把阶级斗争祭出来。目的是要在内部制造敌人、制造紧张气氛，以此压制言论。中共不能容忍人们在去回顾这段历史。回顾这段文革就会联想到现在，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下问题的一种关照。”蔡霞分析，当“历史”成为中共巩固政权的工具，自然会出现这样反复定义历史事件的情况。
翻开五年前文革五十周年的官媒报道，《人民日报》长文写到《决不允许“文革”错误重演》；在那前几年，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中国经济五十人看三十年》发表一篇《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增长奇迹》长文，检讨文革教训。
但是在文革五十五年后的这天，当《红卫兵战歌》在中国民间响起，左臂上的红袖标成了嬉闹声中的另类时尚，这类反思文章已不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