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最近压力越来越大，实验室泄漏理论又重新受到重视。近日，两位美国专家表示，关键的基因证据可以证明，在从武汉实验室外泄之前，中共病毒（COVID-19）已经过设计，并具有超强的感染性。

【中国观察2021年6月09日讯】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公司“Atossa Therapeutics Inc.”的创始人、著名医学博士奎伊（Steven Quay）和马勒教授（Richard Muller）周日（6日）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认为科学表明中共病毒是实验室泄漏，并呈现了他们的证据。

他们写道：“COVID-19病原体具有在天然冠状病毒中从未观察到的基因足迹。”

在“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研究中，微生物学家可以通过在冠状病毒基因组的黄金位置拼接一个特殊的序列来极大的提高其致命性，这样做不会留下操纵的痕迹，却改变了病毒的尖峰蛋白，使病毒更容易将基因物质引入患者的细胞中。

自1992年以来，至少有11个单独的实验完成了在同一位置添加一个特殊序列的操作，其最终的结果都是使病毒具有了超强的感染性。

基因组是一个生物体携带的遗传信息，也是一个细胞工厂制造蛋白质的基础，它由3个字母的“信息”组成，共64个，代表20种不同的氨基酸。

专家们认为，CGG-CGG的基因组配对，通常是通过所谓的“功能增益”研究以提高病毒传播性而出现的，在自然的冠状病毒中从未发现过它。他们认为，双CGG组合，是一个“方便的灯塔，使科学家能够跟踪实验室的嵌入情况”。

奎伊博士和马勒教授把在SARS-CoV-2中发现双CGG配对称作是一个“灾难性的事实”。他们写道，“人畜共患疾病起源说的支持者需要解释，为什么在新冠状病毒变异或重组时，碰巧选择了它们最不喜欢的组合，双CGG。”

“为什么它复制了实验室‘功能增益’研究人员会做出的选择？”奎伊博士和马勒教授写道，“至少，这一事实——冠状病毒以极小的随机可能性，采用了研究人员使用的罕见和不合自然规律的组合——意味着冠状病毒起源的主要理论肯定是实验室泄漏。”

奎伊博士和马勒教授还认为，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可能是SARS-CoV-2与引起萨斯病毒（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的原病毒之间的差异。这两种病毒都已被证实具有自然起源，并且它们在人类间传播时被观察到了在不断进化、直到其最具传染性的形式出现。而中共病毒在2019年12月第一次明显出现在武汉时，就显示出了超强的感染性。

“这样的早期优化是史无前例的，它表明在其公开传播之前经过了一段很长的适应期。”两位专家写道。他们还强调，双CGG序列的存在是基因拼接的有力证据，而病毒在疫情爆发中缺乏多样性则表明，其受到了“功能增益”的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