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强制器官摘取医师组织”（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简称DAFOH）11月19日举办的视频会议上，专家们表示，二十多年来中共政权持续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杀害了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而医学界却对这一暴行视而不见。
美国联邦众议员夏波（Steve Chabot）在会议上发言时说，他正在众议院领导制定一项两党法案，该法案很快就会出台。
他说，立法的目的是“追究中共官员迫害法轮功的责任，并希望能打击活摘器官的野蛮行径”。
“还没有完成，立法还没有完成。我们还在谈判中，但我希望我们就能尽快提出这项法案。”夏波说。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精神修炼，结合了温和的冥想练习。
这项修炼方法在1992年传出后，迅速得到广泛普及。据当时的官方估计，到1990年代末期，有7000万至1亿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认为，这一个庞大的修炼群体是一种威胁，他于1999年7月发起了残酷迫害。
从那时起，法轮功就受到了中共政权的严酷迫害。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监狱、劳改营和洗脑中心，在那里遭受酷刑，迫使他们放弃信仰。独立调查发现，他们被强行摘取器官。
众议员夏波与“反对强制器官摘取医师组织”一起召开视频会议，向美国议员简介了在中国这种由国家支持的、从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的情况。
“上一次众议院通过谴责法轮功迫害者的决议，大约是在四年前。”夏波说，“从那时起，我们在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方面，有了很多人员流动。对许多人来说，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夏波所指的决议案，是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的343号决议案（H.Res.343），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活摘器官”罪行，并要求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
会议上，两位目睹中国监狱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发表了证词。
可疑的验血和医疗检查
刘·文斯顿（Winston Liu）是在美国一家国际公司工作的工程师，2005年因修炼法轮功遭到残酷迫害而逃离中国。
“在1999年，我还是中国名校清华大学的博士生。”他在证词中说。
“我曾是中国学术精英中的一员。和许多博士生一样，我的梦想是成为教授，我喜欢在图书馆里读书和思考。我做梦也没想到会被关进监狱，受到残酷的折磨，身心受到虐待。我当时已处于精神失常的边缘。”
刘先生被停学，当众殴打，多次被拘留。后来，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他的妻子是一名工程师，也被关进了监狱。这次关押使他失去了婚姻。
他说，虽然他遭受了各种身体上的折磨，但精神上的虐待更为严重。他在一个70平方英尺的房间里，被单独监禁了6个月。
在狱中，他接受了验血和大量的体检。
他说：“2002年7月的一天，我被叫起来，被要求和其他所有法轮功学员一起排队。大约有40名修炼者在警卫的引导下来到与狱方相关的医院。我做了验血、X光检查、眼科检查、尿检等。”
“我们被告知，这些都是定期检查，是对每个犯人的健康评估。”他说。
但这是个谎言。当他在2006年得知两名加拿大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有关中共活摘器官这个令人不安的说法时，他才发现自己接受的是潜在器官移植测试。
“我相信我已经被选为监狱中非自愿的器官供应者”，刘先生说，如果他与一位正在寻找器官的病人相匹配，他就会被杀死。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移植的指控，最早出现在2006年。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进行了独立调查，发表报告证实了这些指控。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也对此进行了独立调查，并出版了一本名为《屠杀》（The Slaughter）的书。
刘先生说，活摘器官仅只是中共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之一。
一位因活摘器官而死的父亲
另一位证人李江（Jiang Li，音译）分享了家人为父亲寻求正义时所承受的苦难，她的父亲死于中国重庆市的劳教所。
“我父亲修炼法轮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2009年春节期间，由于他信仰法轮功，被关押在拘留所。当我们去看望他时，他看起来很健康。”她在视频会议发表的证词中说。
然而第二天，她的家人接到劳教所的电话，他们说她的父亲死于急性心脏病。当她和家人赶到殡仪馆时，发现父亲的遗体已放在冰柜里，身子还是温暖的。
劳教所的警卫阻止了家人们追究真正的死因，并强行将他们拖出劳改所。他们被迫签署了一份同意书，将其父亲火化。
重庆市检察长办公室后来承认，她父亲的器官被摘除，遗体被火化，但家人从未签署火化同意书。
此后李女士一直尝试为父亲讨回公道，但为了阻止她们，李女士和家人一直受到骚扰、威胁，并被监视，家里也被洗劫一空。她的母亲更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李女士也被她的雇主，上海航空公司（Shanghai Airlines）解雇。
“我全家人都修炼法轮功，多年来被多次关押和折磨。”李女士在作证时说。
“我们在北京请了两个律师，但他们都因为接了我父亲的案子而被警察毒打，律师执照也被吊销了。”
检察院多次向李女士提出，用金钱来换取她的沉默，但都被她拒绝了。
李女士现居纽约，但仍持续为父亲的神秘死亡而感到悲痛与无助。
她说：“这种暴行今天在中国还在继续。”她希望，美国国会能“采取具体行动”，帮助结束这种迫害。
法轮功学员被列为器官主要供应者
去年夏天，伦敦的一个名为“中国法庭”的独立人民法庭，在调查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多年来“大规模地”活摘器官，其中，法轮功学员是人体器官的“主要来源”。
该法庭说，这种骇人的做法造成了“许多人可怕地、不必要地死亡”。
担任中国法律顾问的人权律师哈米德·萨比（Hamid Sabi）在视频会议上说，法轮功学员是器官的主要来源，因为他们“相对来说非常健康”。他说，他们不喝酒、不抽烟、不沉迷于不良饮食习惯。
萨比还指出，中国医院可以“依照需求供应无限量的器官”。2005年，以色列心脏移植外科医生雅各布‧拉维（Jacob Lavee）就看到了这一严峻的现实。
一位病人告诉拉维，他要去中国接受心脏移植手术，计划在两周后进行，但拉维知道在医学上，不可能提前安排那种手术。
他意识到这只能是强行摘取器官的结果，于是他带头修订了以色列《器官移植法》，并于2008年生效，从根本上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
根据2012年12月发表在《美国移植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上的一项研究，该法案大大减少了来自以色列的移植旅游。
反对强制器官摘取医师组织称，其他良心犯，如：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基督徒也容易被摘取器官。
萨比说，目前已另外成立了一个独立法庭，以调查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受到迫害的情况。
“有证据显示，他们正在（新疆）建造了两个新的大规模营地，大约可容纳5万名囚犯。在这两个营地之间，他们建了一个巨大的火葬场”，萨比说，“而且它相当靠近机场”，这使得该营地很适合进行活摘器官。
推动有实际力量的立法
亚利桑纳州立大学执行副校长、前美国国会议员邵建隆（Matt Salmon）敦促国会，应采取更多的具体行动来阻止器官贩卖。
“我不确定仅提出谴责暴行的法案就足够了。我认为，我们必须制定一项背后拥有实际力量的法律。”他在活动中说。
邵建隆指出，打击这种暴行的一个方法，是对使用或购买中国器官的美国人，以及涉入活摘器官的企业进行制裁。
他说：“与其它国家相比，我们有更多的人口可能使用这些器官，所以，如果我们在美国打击它，这将产生很大的变化。”
据反对强制器官摘取医师组织副主任韦尔顿·吉尔卡雷斯（Weldon Gilcrease）称，中国是唯一一个已知进行国营器官摘取的国家。
他在会议上指出，中国的强制器官摘取与黑市上的器官贩卖有很大的不同。
他说，整个过程经过精心设计，是由中央政府指挥，涉及卫生机构、司法机构、监狱系统、劳教机构、军队和军医院的巨大犯罪活动。
吉尔卡雷斯也是犹他大学的医学助理教授。他表示，广大医学界对这一罪行视而不见。
他强调，中共活摘器官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虽然这些罪行的实施者是一个政治实体，但将医生和医疗系统，变成中共犯罪的爪牙和打手是不可原谅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