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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2023年7月14日讯】
在过去的六年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一直在努力编制一份关于人为全球变暖的权威报告。据泄漏的消息称，该报告显示全球气温在15年内没有上升。
数百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在报告中证实，1998年仍然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从那时起，气温要么基本保持不变，要么有所下降，这给政府的全球变暖论证带来了重大漏洞。
获得报告泄露副本的政客们现在正试图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根据报告的结论，人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而一旦真相大白，政府为实现 "绿色 "所做的一切也将被揭露为不过是一场权力争夺。
(相关报道 一些学校采取恐吓学生的方式，让他们加入气候邪教）。
政客呼吁删除报告中所有关于气候变暖 "放缓 "的内容
美联社(AP)获得的泄露文件显示，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机构都对该报告的结论感到恐慌。一些人甚至呼吁修改或删除报告中的部分内容，以掩盖真相。
如果全世界都发现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这可能会导致一场针对政府的大规模反抗，因为政府在地球状况问题上 "误导 "了公众。
德国领导人呼吁干脆从报告中删除自相矛盾的数据，而匈牙利领导人则担心报告的发布将为 "气候否认者 "提供 "我们早就告诉过你 "的弹药。
比利时领导人反对将1998年作为统计数据的起始年，因为该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为了使数据看起来更符合他们的意愿，比利时领导人希望数据从气温较低的1999年或2000年开始。
美国领导人也加入进来，敦促报告作者用气候科学家的 "主要假设 "来解释数据所显示的情况，即全球仍在变暖，但所有额外的热量都被海洋吸收了。
IPCC上一次发布 "评估报告 "是在2007年，当时该组织谎称喜马拉雅山将在2035年融化。围绕这一说法的争议被称为 "气候门"，因为后来发现科学家们篡改了该报告中的数据，以使其听起来更有说服力。
新报告的初稿于6月向各国政府发布，引发了数百份反对意见。所有受援国政府即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讨论他们希望做出的任何修改。
无论他们如何解释，报告可能会显示，1998年至2012年间的变暖速度仅为1952年以来平均速度的一半左右。这是由于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海洋周期等自然变化以及火山冷却效应造成的。
德国气候学家Stefan Rahmstorf在试图解释数据显示的原因时说，报告的作者有可能是迫于压力，要解决全球变暖放缓的问题以及围绕这一问题的 "公众辩论"。
IPCC发言人乔纳森-林恩（Jonathan Lynn）说："这是数百名科学家四年工作的结晶，各国政府有机会通过与撰写报告的科学家对话，确保决策者的总结简明扼要，并有机会提出他们认为应该强调的任何议题。"
为了最终毁灭人类，共产邪灵做了多方面的周密准备
共产主义发端于欧洲，又发动暴力革命在东方的两个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共产阵营和西方社会在冷战中长期对峙。在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垮台后，共产邪灵企图启动在东西方社会同时布置的共产主义因素，建立管控严密的全球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邪灵必须制造或利用一个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恐吓人类让渡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制造全球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灾难的恐慌可以说是其一个必然的选择。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环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酝酿期，这一阶段可以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在这个阶段初期，马克思及其门徒没有把环保主义作为其理论论述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观点天然地与环保主义的主要倾向相吻合。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是跟自然（即环境）相对立的。马克思的门徒造了“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环保主义在某些学科内部悄悄酝酿。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两本畅销书《寂静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弹》（1968）在美国登场，环保主义借“环境保护”概念进入公众视野。
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举行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这个阶段各种组织迅速产生，各种活动增多，在美国、欧洲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宣传、抗议、“科研”、立法、会议等攻势。从宏观上来说，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内部共产邪灵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阅兵，它们以民权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的名义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但共产主义因素数量巨大，来势汹汹，它们迅速蔓延到女权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等不同类型的反资本主义战争当中。70年代以后，反越战运动退潮，共产主义因素一部分进入体制内，发起“体制内长征”，另一部分充实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当中，这是环保主义势力高涨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环保主义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运动的主力──嬉皮士们。事实上，共产邪灵正在加紧准备在两大阵营的对峙结束之后，用环保主义的旗帜重新包装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另一个不叫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高潮。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冷战结束的前夜。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成立，“全球暖化”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政治领域。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曾经召开国际环境会议，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倡议建立国际环境监测系统，签署建立“环境保护特区”的盟约、支持联合国环境方案，并在巴西召开后续的环境会议。我们随后看到，西方环保主义者对这些提议几乎照单全收。美国政界要人发表公开信《致全球暖化论的怀疑者》，“全球暖化”成为这个阶段环保主义者（其领头人是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者）给人类塑造的主要敌人。利用环境保护借口进行的宣传骤然升级，环境立法、环境公约数量迅速增多、规模加大，环保主义成为限制各国公民自由、剥夺民族国家主权、限制打击西方自由社会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前共产党人、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和同路人纷纷改弦更张，加入环境保护运动，环保主义和环境运动骤然升温，变得声势浩大，同时具有了更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在东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来，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于地球上其他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同理，自然环境也是神给人创造的，人有爱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自然环境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眼里，人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特殊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既然这样，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与动物、植物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国化学家、马克思的同事李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关于有机化学的著作中，抨击英国农民使用进口鸟粪作为肥料。英国农业受益于鸟粪这种高效的肥料，作物产量大增。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食物来源充足，质量上乘。鸟粪生意使各国商人、英国农民、英国大众等多个方面同时受益。李贝希为什么要谴责这种做法呢？他的“道德义愤”出于四个理由：第一，搜集鸟粪过程中会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第二，商人用低工资剥削了工人﹔第三，粮食丰产，刺激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粮食，这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着更多的粪便和垃圾。
当时正在埋头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李贝希的作品，他称赞后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发现了现代农业的负面即毁灭性的一面”。同李贝希一样，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努力都看成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
列宁及其布尔甚维克在俄国发动政变后，迅速颁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矿产、动植物资源收归国有，不准人民擅自开发利用。
美国作家布莱恩‧萨斯曼在《生态暴政》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列宁的思路和今天的环保主义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没人有权利从自然资源中获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鲸鱼、蜗牛还是气候，所有理论的基础都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即这种获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尽快阻止，会最终毁了这个星球。”
这场全球性的环境运动涉及了为数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媒体人等，我们这里无暇一一列举其思想言论和所作所为，但有一个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联合国环境署的创办人、筹办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亲共记者、在中国度过余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响，他将自己描述为“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方法论上是资本家”。有人认为斯特朗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权力追求者”，“他的观点与最激进的环保主义街头抗议者一样激进，但他没有在全球会议上对警察设置的路障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而是在会场内部以秘书长的身份挥舞着主持会议的木槌。”斯特朗领导的联合国环境署发表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如出一辙：“土地私有权是积累财富的主要工具，有助于导向社会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权的公有是必须的。”莫里斯‧斯特朗退休后选择在北京定居，于2015年去世。
已故前苏联问题专家、对“谣言战”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兰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写道：“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攻击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护环境这个借口，实行一系列破坏发达国家工业基础的措施。它还可以通过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产主义价值观来实现捣乱的目的。”事实上，环保主义思想不仅仅来自于前共产阵营。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布局，在自由世界内部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环保主义的各种学派、团体、运动、政策，很多都与共产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971年成立的“绿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在40个国家都有办公室，年收入超过3.5亿美元。“绿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进的环保组织之一。
绿色和平的共同创办人、1977年离开绿色和平的保罗‧沃森（Paul Watson）曾说过，“大卫‧麦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绿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诀就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功的秘诀：无所谓什么是真的，有所谓的是人们认为是真的……媒体说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绿色和平成为神话，成为了产生神话的机器。”
派翠克‧摩尔（Patrick Moore）也曾经是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的一位共同创建人，曾经非常投入地致力于环保事业。他后来辞去了“绿色和平”的职务，因为他发现这个组织政治上已经急转弯到了左派，演变成一个极端主义和具有政治议程的组织，比如对广泛的工业化学品都怀有敌意，其政策是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学。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激进环保组织的策略。在这一点上激进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绿色和平”成员因为爬入英国一家燃煤发电厂搞破坏，造成了大约3万英镑的财产损失而被起诉。他们承认试图关闭电厂，但他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更大的损失（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灾难）。法庭最后认同他们的行为无罪。此前“绿色和平”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法庭胜诉记录，包括破坏核电厂、汽车公司甚至喷气战斗机制造厂等等。许多有识之士担忧，照此逻辑，合法与非法界还有界限吗？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乌托邦的邪说把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合法化﹔披上绿色环保外衣的共产主义变种则鼓吹环境灾难，以此变异人的价值观。上例中“绿色和平”成员成功说服陪审团接受其犯罪动机的“正当性”，正反映大面积人群受到蛊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说。让人抛弃神定下的普世价值，正是魔鬼毁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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