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暂时停火关税降至10%

发表时间： 2025-05-18 00:00:54 人气：319 次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5年05月18日讯】中美贸易高悬免战牌双方降低对等关税 7月1日前达成协议投资市场欢欣鼓舞；软银集团盈利大增高风险高回报；乌克兰国产无人机成为战场大杀器；日本职男啦啦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我是东方。

上周末的一轮谈判之后，中美两国高悬免战牌，两国贸易战暂时休兵，作为交换条件，双方都把各自的对等关税降到10%，然后跟其它国家一样，在7月1日之前谈判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

听到这个消息，华尔街自然是兴奋不已，股指大涨，美国的进口商、中国的出口商更是涕泪纵横，赶紧下单出货，谁知道7月1日之后会是什么样，赶紧趁这个窗口期囤货，估计接下来中国的出口贸易数字会有强劲的增长。

现象背后看本质，首先，双方各自就只剩下10%的对等关税了么？显然不是。美国对中国的实际关税应该是55%，虽然原本125%的对等关税降到10%，但是在4月2日之前施加的关税没有变，川普两次借口芬太尼增加关税，一次增加10%，这就是20%﹔2018年第一次贸易战，所谓的301条款关税，平均关税额度是20%，这个20%加上芬太尼关税20%，加上对等关税10%，就已经是50%了。除此之外，针对汽车、半导体、钢铁、铝和制药等特定行业的惩罚性关税不变，这些关税税率在50%至100%之间，由于这些行业的出口量有限，这些税率对总体平均关税的贡献大概也就是四到五个百分点，所以实际关税是54%、55%。

前不久川普签署行政令，将来自特定国家的小额包裹关税定在54%，这也印证了对中国关税的税率，这个数字已经很接近川普竞选期间的承诺，要把对中国关税加到60%。如果7月1日没有达成协议，还要再加征24%的关税，达到78%。

在上个周末的瑞士谈判之前，川普发推文说，他认为80%的关税比较合适。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已经达成了贸易协议，有效关税8%，虽然对等关税还是10%，如果加上豁免权重，有效关税就是8%。可以这么理解，英美8%的关税水平是川普贸易战的地板；中美80%的关税水平是川普贸易战的天花板。

川普已经把中国称为敌对国家，adversary nation，把对付敌对国家的手段作为天花板是合理的，中国积累了巨大的制造业产能，产品充斥全球市场、挤垮竞争对手并试图主导关键技术，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朝野一致认为，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是危险的，必须打破。如果你要是看国内宣传报导和网络言论的话，你会觉得中国赢了，赢麻了，川普跪了、怂了、软了。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然是对等关税从125%跌到10%，川普扛不住了。为什么扛不住呢？因为第一季度美国GDP缩水了，华尔街吓瘫了，而中国第一季度GDP高歌猛进5.4%，中国股市虽然没有芝麻开花节节高，但至少没像华尔街那样一落千丈。

其次，这次瑞士谈判，那是川普求着习主席谈的，川普说中国官员天天联络，而外交部天天出来辟谣，没有的事。最后实在看川普可怜，所以就安排在瑞士，习主席的亲信——副总理何立峰，跟川普的谈判钦差大臣——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瑞士偶遇，顺便谈了两天，就谈出了这么个好结果。那是习主席单挑川普的自然结果，大长我国威。

这就要说到第三点了，这不仅仅是贸易战，这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决，一边是川普的孤立主义，一边是习主席的国际化，代表全球化向川普说不。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驳斥这些观点的荒唐，我想要强调的是，川普虽然短期上占了便宜，但长期看，可能落了下风。

川普高调宣传自己的贸易战是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是让制造业回归，用贸易战手段打倒中共。但现在回头看，川普也许就是极限施压，在贸易上压迫中共平衡，迫使中共大量购买美国货，在这一点上，跟欧盟、日本、台湾没有区别。

习近平之所以单挑川普，可能是因为他也认为川普这是要打倒中共，威胁到自己的生存，没有谈判的余地，放手一搏。现在看来川普只是要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输送利益好办，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当然，中共现在也没钱，但中共能骗、能拖，口头答应签署一个漂亮的协议满足川普，执行过程中一拖再拖，拖到你川普下台，这一套是中共擅长的操作。

如果川普看不到这一点，陷入了中共挖的这个陷阱，那他可能就输了。好在现在川普政府刚刚执政，而且这场贸易战雷厉风行，也许能在任内看明白中共的障眼法，到时候再来一场贸易战也未可知。

这是今天的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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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轩来源：中国观察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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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非法投票为何遭法院叫停川普政府与左派司法体系的权力之争

发表：2026-10-22 20:37:16 | 更新：2026-10-22 20:37:16 人气: 12099

【中国观察2026年10月22日讯】
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川普政府打击非公民非法投票的调查行动遭遇新的司法阻力。10月21日，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莉·马丁内斯-奥尔金（Araceli Martínez-Olguín）下令，限制国土安全部在加州、康涅狄格州、乔治亚州、密苏里州、内华达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州和威斯康辛州开展特定选举相关现场调查。禁令暂缓生效至10月23日下午，以便联邦政府寻求上诉。

这场争议最值得追问的，不是政府有没有权力调查非法投票，而是法院究竟认定哪些具体调查措施可能违法，以及为了避免误伤合法公民，是否有必要把相关行动限制到如此广泛的程度。假如执法人员确实采用了不可靠的数据，法院要求纠正调查程序有其法律依据；但如果政府仅仅因为调查对象存在身份核查疑点就被禁止采取合理的调查行动，司法审查也可能在实际效果上削弱选举执法。

法院究竟禁止了什么

首先必须厘清一个事实：这项裁决并没有宣布调查非公民非法投票本身违法。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News）10月22日的报道，马丁内斯-奥尔金限制的是涉及或可能涉及美国公民的选举相关现场行动和访谈。禁令还针对仅仅依据国土安全部选民匹配政策生成的有缺陷资料、却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便开展的相关行动。

法官援引《投票权法》第11(b)条。该条款禁止以恐吓、威胁或胁迫的方式干扰选民，以及协助选民投票或开展选民动员的人士。原告包括加州护士协会、全国护士联合会、Voto Latino基金会，以及旧金山市和圣克拉拉县。他们主张，联邦执法人员上门询问居民的移民身份和投票记录，已经使参与选民教育和投票动员的人士感到担忧，并影响他们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法官认为，原告提出的证据足以支持其关于调查方式可能违反相关法律的主张。她同时指出，政府使用的数据库可能错误地把美国公民列为非公民，而美国没有一套能够完整、准确确认所有居民当前公民身份的联邦数据库。

因此，这并非一项没有说明理由的禁令。法院提出了具体法律条款、数据准确性问题，以及执法行动可能对选民参与产生的影响。

但这还没有回答最关键的问题：这些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对九个州的相关现场调查采取如此广泛的限制？这正是应该继续审查的司法边界。

从数据错误到限制执法，中间需要什么证据

政府使用数据库调查涉嫌非法投票，并不意味着每一条匹配记录都准确。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可能仍然留有旧的非公民身份记录，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的差异也可能造成错误匹配。将这些线索直接当作违法证据，显然不够严谨。

但是，数据库存在错误与整个调查行动违法，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如果一名调查对象的资料存在疑点，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核实身份、检查正式记录和调查具体投票行为来确认事实。如果发现当事人已经入籍，就应当排除错误怀疑；如果掌握可靠证据表明有人违反选举法，则应当依法继续调查。

真正需要审查的是，联邦政府是否在明知数据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下，仍然把未经核实的名单当作执法对象，以及现场调查是否具有恐吓、威胁或阻碍合法选民参与投票的实际效果。

如果法院掌握了证据，证明政府的调查方法正在造成法律所禁止的干扰，那么限制这些具体行为具有合理的法律基础。反过来，如果法院仅凭数据可能出错，就推定所有相关调查都会违法，那么裁决的范围就可能超出防止侵权所必需的程度。

因此，判断司法干预是否过度，不能只看禁令影响了多少州，而要看每一项限制与法院认定的违法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充分联系。

不能让法律变成“莫须有”，也不能让执法免于审查

中国历史上的岳飞案之所以成为冤案的象征，在于罪名缺乏充分、可靠的事实依据，却被权力用于打击特定对象。将这一历史教训用于分析美国司法案件，关键不是把法官直接比作陷害忠良的人，而是追问：任何掌握权力的机构，是否提出了能够经受检验的事实与法律依据？

这一标准既适用于行政部门，也适用于法院。

川普政府不能只凭打击非法投票的正当目标，就要求所有调查手段获得无条件认可。调查对象是否具有公民身份、数据库是否准确、执法人员采取了什么行动，都需要证据支持。

同样，法院也不能仅仅因为政府的调查可能产生错误，就不加区分地限制所有相关执法。司法禁令应当明确指出受到限制的行为、适用条件、法律依据及其范围。若政府能够证明某些调查经过独立身份核验，且没有涉及法官所认定的违法风险，那么这些调查是否仍然受到禁令约束，就应当根据裁决文本作出判断。

从目前公开的裁决报道看，马丁内斯-奥尔金并未禁止所有非法投票调查，而是对涉及或可能涉及美国公民的特定现场行动，以及仅依据有缺陷数据开展的相关调查作出限制。因此，不能把本案直接说成法院凭空捏造罪名，也不能因为法院引用了法律条文，就认定禁令的范围必然恰当。

法官的政治背景值得关注，但不能代替法律分析

马丁内斯-奥尔金由拜登总统提名，并于2023年经参议院确认。她不是奥巴马任命的法官。她的职业经历和法律理念可以成为了解其司法立场的背景，却不能单独证明她此次裁决是出于党派动机。

美国联邦司法系统确实受到总统提名和参议院确认程序的影响，不同政府任命的法官也可能对行政权、个人权利及联邦权限采取不同解释。川普政府与部分联邦法院之间的冲突，因而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

然而，要证明所谓“左派司法反扑”，还必须进一步检验裁决的法律论证、禁令范围、对政府证据的处理，以及上诉法院是否认可其结论。单凭裁决结果不利于川普政府，不能直接推定法官是在故意保护非法投票者。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任何一方把法律程序变成政治工具：行政部门不能以选举诚信为名，任意调查合法公民；司法部门也不能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名，在缺乏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不必要地阻断合法执法。

上诉程序应当回答什么

这项裁决是初步禁令，并非案件全部争议已经经过最终审判。联邦政府可以提出上诉，要求更高层级法院审查法官对法律条文、证据和禁令范围的理解是否正确。

上诉审查尤其应当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政府使用的资料是否存在足以影响调查合法性的重大缺陷；第二，原告是否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相关行动可能违反《投票权法》；第三，即使部分调查措施存在问题，对九个州相关现场行动的限制是否与已经证明的风险相称。

如果法院认定政府的调查方法确实存在违法风险，却认为禁令过于宽泛，就可以要求缩小限制范围，而不是在全面放任和全面禁止之间二选一。政府也可以通过改进数据核查、明确调查标准和加强身份复核，争取恢复合法调查的空间。

美国选举制度既需要防止非公民非法投票，也需要确保合法公民不会因为行政错误而受到不当调查。两项责任并不矛盾。真正的法治，不是让行政部门不受限制，也不是让法院拥有不受质疑的权力，而是要求每一项强制措施都能说明依据，每一项司法禁令都能解释边界。

这场案件最终要检验的，正是这一原则能否得到贯彻：如果政府的调查确实违法，就应当明确指出违法之处并依法纠正；如果某些调查措施合法，法院也不应仅凭笼统的风险判断将其一并阻断。只有把事实、法律和限制范围逐一说清楚，才能避免选举诚信成为政治口号，也避免保护公民权利沦为不受审查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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