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六次全会军方大面积缺席张升民突然消失折射中共高层人事震荡

发表时间： 2026-08-22 21:51:10 人气：209 次

8月22日举行的中共中纪委六次全会上，13名军方委员缺席，包括军委副主席张升民。图为示意图。 (Feng Li/Getty Images)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8月23日讯】8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纪委六次全会中，116名委员出席，缺席人数创近年新高。其中13名军方委员未到场，包括军委副主席张升民。

据央视新闻画面显示，中纪委副书记、军委副主席张升民未出现在全会现场，既未以中央纪委委员身份参会，也未出现在主席台。作为军纪委书记的张升民于2025年10月晋升军委副主席后，其军纪委书记职务由晋升上将的张曙光接替。但张升民卸任军纪委书记后，中纪委副书记职务尚未公开免除。

按惯例，军纪委书记应出席中纪委常委会议和全会。张升民除缺席7月3日的中纪委常委会议外，又缺席8月22日的六次全会，具体原因尚未公布。同时，张曙光虽接任军纪委书记，但未在六次全会上增选为中纪委副书记。

据官媒报道，13名军方委员缺席六次全会，创二十届中纪委全会以来缺席人数新高。X账号“中国人事观察”根据央视画面统计，缺席名单包括陈国强、余永洪、冷少杰等13名军方委员。其中余永洪、张天宝、汪鸿雁三人在年初曾出席五次全会，但缺席六次全会。其余8人已连续缺席五次与六次全会。

中纪委六次全会军方大面积缺席张升民突然消失折射中共高层人事震荡

中共二十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官方公报确认，本次会议只有116名中央纪委委员出席，而二十届中央纪委成立之初共有133名委员，也就是说有17人没有参加。这是本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中出席人数最低的一次。此前第一次至第五次全会实际出席人数分别为132、127、132、131和120人，出席人数从今年1月的120人进一步降至116人，变化已经相当明显。

单凭缺席人数，不能直接断定17人全部遭到调查，更不能把每一名缺席者都解释成“落马”。中共官员因公务、健康或其他原因缺席会议并非没有先例。不过，真正需要观察的是缺席者的构成，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数字。本次13名军方中央纪委委员没有出现，在军方委员总数中占据相当高的比例，其中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这使得这次全会的异常程度明显高于普通的人事调整。

军方委员为何成为最大的缺口

从公开资料看，本届中央纪委最初有22名军方委员，本次只有9人出席，13人缺席。缺席名单包括陈国强、余永洪、冷少杰、程东方、李军等军方高级官员。其中余永洪、张天宝、汪鸿雁在今年1月举行的第五次全会上还曾经出现，而这一次突然缺席；另有多名军方委员已经连续两次没有参加全会。这样的变化当然不能自动等同于接受调查，但在近年来军队反腐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其政治含义不能简单忽略。

军队近年来一直是习近平反腐和整肃的重点领域。火箭军、装备系统以及军工采购体系接连出现高层人事变化，说明军队内部的权力、采购和利益链条仍然是北京重点清理的对象。军方委员大量缺席中央纪委全会，至少说明军队系统目前仍处于高度敏感的人事环境之中。对于外界，真正重要的不是猜测每一个人的命运，而是观察这些人今后的公开活动、职务变化以及官方是否发布免职、调查或者处分消息。只有这些后续信息才能把“异常”进一步转换为可以确认的事实。

张升民的情况尤其特殊。公开报道显示，他2025年10月晋升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后军纪委书记一职由张曙光接任。按照目前公开的职务信息，张升民此前仍然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但他不仅没有出席8月22日的中央纪委六次全会，7月3日举行的中央纪委常委会议也没有出现。与此同时，接任军纪委书记的张曙光虽然已经晋升上将，却没有在这次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纪委副书记。

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追踪的制度性问题：张升民究竟是已经退出中央纪委副书记岗位，只是尚未公开宣布，还是仍然保留职务但因其他原因没有参加会议？目前官方公报没有解释。相比网络上的各种传闻，这个“官方没有解释”本身才是目前能够确认的事实。政治观察不能把未知直接写成结论，但同样不能假装没有异常。

反腐机构为什么也会不断换人

中央纪委是中共内部监督和纪律处分的核心机构，但它并不是一个脱离政治体系独立运行的司法机关。中央纪委书记由政治局常委担任，纪委的主要职责是按照党的纪律体系监督党员干部。因此，当中共内部出现大规模人事清洗时，负责执行纪律的人同样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

此次全会除了116人出席之外，还选举赵世勇为中央纪委副书记，并选举张忠为中央纪委常委、副书记。官方公报没有解释这一轮人事调整与缺席人员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这恰恰说明，中共政治观察不能只看官方口号，还必须观察职位变化。一个官员是否继续出现在主席台、是否继续参加核心会议、是否仍然承担原来的职务，有时比一篇内容高度格式化的官方通稿更能反映实际权力结构。

此前中共高层反复强调“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但当中央纪委本身不断出现委员缺席、人员调整和职务变化时，公众自然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反腐究竟是在建立稳定、透明的制度，还是在不断通过政治清洗重新排列权力关系？如果监督机构本身缺乏独立性，那么反腐很容易从治理腐败演变成权力体系内部的重新洗牌。

对于普通中国民众来说，这种高层人事变化并非遥远的宫廷新闻。军队、金融、国企、地方财政以及大型工程项目背后的腐败成本，最终都会通过税收、债务、就业和公共服务转嫁给社会。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每一轮“反腐”之后，权力是否受到制度约束，公共资源是否变得更加透明，普通人面对官员和行政机关时是否拥有真正有效的申诉和监督渠道。

因此，116名委员出席以及13名军方委员缺席，可以作为观察中共内部权力变化的重要信号，但目前还不足以证明所谓“中纪委内部大清洗”已经发生。接下来几个星期，张升民是否恢复公开活动、是否出现正式职务调整，缺席军方委员是否陆续被公布新职务或接受调查，以及中央纪委副书记和常委名单是否继续发生变化，将比任何网络爆料都更加重要。真正的政治震荡，从来不是一张会议照片能够单独证明的，而是随后一连串人事变化最终把隐藏在会场之外的权力关系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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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26-10-23 12:45:55 | 更新：2026-10-23 12:45:55 人气: 3705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10月23日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冲突正在从关税、贸易谈判和国家主权争议，进一步延伸到美国选举政治。美国驻加拿大使馆近日公开列举加拿大政界人士的言论与行动，指责他们试图影响11月3日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否认指控，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争议的核心，是川普总统政府是否准备把加拿大针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动员，视为触及美国民主制度底线的行为。

川普总统对加拿大的态度，一直带有鲜明的交易思维和强硬色彩。他反复强调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拥有优势，10月23日又表示，加拿大正积极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掌握着“所有牌”。在川普看来，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经济实力是谈判筹码，加拿大不能一面依赖美国市场，一面通过关税反制、政治广告和公开施压，试图迫使华盛顿改变政策。对于习惯于依靠美国市场的加拿大来说，这种态度意味着，过去建立在盟友关系和长期贸易规则之上的政策空间，正在受到更直接的压力。

此次争议并非突然出现。2025年，安大略省政府投放了一则批评美国关税政策的广告，其中使用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反对关税的讲话片段。广告在美国职业棒球世界大赛期间播出后，川普总统宣布中止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如今，美国使馆再次把这则广告列为加拿大试图影响美国政治的例证。美国政府还关注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妮·乔利关于对美国特定州和企业施加经济压力的表态，以及她与美国民主党政治人物的接触。

美方的逻辑并不难理解。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决定共和党能否继续控制国会，关税政策也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如果加拿大政府有意识地挑选共和党执政州作为经济施压目标，并通过广告、政治接触或其他行动影响当地选民，那么这种做法就不只是普通的贸易谈判策略，还可能具有明确的选举政治目的。外国政府不应当因为自己与某个美国政党存在政策分歧，就把美国选民当作向华盛顿施压的工具。

不过，政治目的与违法行为之间仍然存在法律上的区别。美国驻加拿大使馆10月21日公布的材料，主要援引公开讲话、政府文件、政治广告和媒体报道。它还提到11名曾因涉嫌或涉及非法参与美国选举而受到起诉或判刑的加拿大人，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些个人案件是加拿大政府组织或指使的行动。美方目前公开展示的材料，可以用来质疑加拿大政界人士是否试图影响美国政治，却不足以单独证明加拿大政府已经组织实施非法选举干预。

这一点不能因为支持川普总统的政治立场而被忽略。美国有充分理由保护本国选举不受外国政府操纵，但指控必须有相应证据支撑。加拿大官员公开批评川普的关税政策、游说美国政治人物，或者通过媒体表达对美国经济政策的看法，并不自动构成违法行为。若美国政府掌握外国政府秘密资助美国候选人、协调违法竞选支出、操纵投票程序或实施其他违反美国选举法的证据，就应当明确指出具体行为、法律依据和责任主体，而不是把所有不受欢迎的外国政治言论都归入非法干预。

加拿大总理卡尼10月23日回应称，美方的指控没有根据，并对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彼得·霍克斯特拉提出这些指控表示失望。卡尼政府强调，加拿大官员与美国政治人物的接触旨在吸引投资、维护加拿大经济利益。加拿大方面也有理由指出，反制关税和维护本国企业，是贸易争端中的正常政策工具。然而，正常的政策反制并不意味着所有政治操作都天然合理。如果加拿大政界人士公开承认，某些措施的设计目的就是给共和党关键州制造政治压力，那么华盛顿要求他们解释政策目标与选举时间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视为川普总统的政治报复。

更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政府过去也曾反对外国干预本国选举。卡尼在谈及阿尔伯塔省公投等议题时，强调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不应介入加拿大选举。既然渥太华要求华盛顿尊重加拿大的民主程序，就应当接受同样原则的约束：加拿大政府可以批评美国政策，也可以通过外交渠道维护自身利益，但不应以秘密资金、违法竞选支持或其他非法方式左右美国选举。如果美方指控最终被证明只是把公开外交活动夸大为选举干预，加拿大也有权要求美国纠正；如果存在更严重的行为，则应当依据证据调查，而不是靠外交口水战解决。

这场争端还暴露出加美关系的根本变化。长期以来，两国共享北美供应链、安全合作和跨境贸易利益，双方即使发生分歧，通常也会努力把经济争端限制在谈判桌上。川普总统采取更强硬的关税政策后，加拿大开始寻求市场多元化，并尝试利用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争取让步。华盛顿则越来越警惕，认为盟友可能利用美国内部的党派分歧来影响美国政策。双方都在把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筹码，结果是贸易争端逐渐演变为对彼此政治意图的猜疑。

川普总统政府现在面对的考验，是能否把强硬立场转化为经得起法律检验的行动。美国当然有权要求外国政府尊重美国选举，但最有力的回应不是把每一次外交批评都认定为干预，而是拿出具体证据，依法追究真正违法的行为。加拿大同样不能一方面强调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又把对美国国内政治施加压力视为没有边界的外交策略。民主制度的底线应当适用于所有国家，不因对方是盟友、贸易伙伴或政治对手而改变。川普总统要守住的红线，最终应当落在可证明的违法行为上，而不是停留在相互指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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