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企销售榜加速国进民退中国房地产正经历一场谁来承担风险的权力重分配

发表时间： 2026-08-23 13:34:12 人气：113 次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8月24日讯】中国房地产行业正在出现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变化：曾经依靠民营资本高速扩张的房地产市场，如今头部开发商越来越集中于央企和地方国企。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约1.804万亿元，千亿房企仅5家，百亿房企39家，比去年同期减少10家；同期拿地总额约4189亿元，同比下降27.6%。销售和土地市场同时收缩，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并非简单的“换一批公司继续卖房”，而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资产、信用和风险重新分配。

从最新销售榜看，保利发展以约1500亿元排名第一，中海地产约1495亿元，华润置地约1306亿元，招商蛇口约1099亿元，绿城中国约1070亿元。前十名中，只有滨江集团属于民营企业，其余均具有央企或国企背景。土地市场的情况同样明显，前七个月拿地金额排名前十的企业中，央国企占据绝大多数。中指研究院也明确指出，央国企仍是当前土地市场的主力。

这组数据背后的变化，比单纯的企业排名更加重要。过去十多年，中国房地产最具活力的部分恰恰来自民营房企。万科、恒大、碧桂园、融创、世茂、金地等企业曾经在全国市场高速扩张，大量民营资本进入土地开发、建筑、装修、物业、家居和金融服务领域。房地产繁荣时期，地方政府获得土地出让收入，银行获得贷款利息，建筑企业获得订单，居民通过住房资产积累财富，民营开发商则承担了最主要的市场竞争和扩张风险。

然而，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原来的风险分配机制发生了变化。高杠杆民企首先遭遇流动性危机，债务违约、项目停工、销售下降形成连锁反应，而拥有更强融资能力和政府信用背景的央企、国企反而能够在市场低迷时期继续拿地。中指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虽然百强房企整体拿地金额同比下降，但核心城市优质土地仍然竞争激烈，央国企继续占据主导。

这里必须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讲清楚。房地产市场所谓“国进民退”，并不等于国企凭借更高效率击败民企，而很大程度上是信用条件、融资渠道、土地资源以及地方政府关系发生变化后的结果。市场真正应该比较的是产品质量、成本控制、资本效率和消费者认可度，而不是企业背后的所有制身份。如果一个企业因为拥有国资背景，可以获得更稳定的融资来源和土地资源，那么所谓市场竞争从一开始就已经不是完全对称的。

2020年“三道红线”之后，这种结构性变化被明显放大。政策本意是控制房地产企业过度加杠杆、防范金融风险，从金融稳定角度看有其合理性；但当高杠杆企业同时遭遇销售下滑、融资收紧和房地产市场预期逆转时，最先承受冲击的恰恰是过去扩张最快的一批民营开发商。与此同时，国企和央企凭借较低融资成本以及更强信用能力获得生存空间。不能简单把这一结果全部解释成一场预谋，但政策冲击与所有制结构变化之间的关联已经无法忽视。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民营资本退出以后，风险究竟去了哪里。国企拿下濒临困境的项目，并不意味着债务和资产风险凭空消失。如果项目盈利能力不足，最终仍然需要有人承担损失；如果地方国企大量融资购买土地、接手项目，那么企业债务与地方财政之间的联系就会越来越紧密。过去房地产开发商承担的部分商业风险，可能因此转移到国企资产负债表以及地方融资体系之中。

这也是房地产“国进民退”最值得警惕的长期后果之一。当民营企业退出，短期可以减少房地产企业倒闭和项目烂尾带来的冲击，但如果缺乏真正的市场化退出机制，效率较低的项目可能被不断续命，形成“僵尸项目”。房地产最终需要的是能够真实反映供需关系的价格、能够倒逼企业提高效率的竞争，以及让失败资本承担后果的机制，而不是简单把开发商从民企换成国企。

对于普通中国家庭，这场变化最终会落到住房、收入和就业上。房地产并非一个孤立行业，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也显示，当前百强房企销售规模仍在收缩，行业呈现“头部坚守、腰部塌缩”的格局。如果未来市场只剩下少数拥有政策和融资优势的大型国企，住房供应可能更加稳定，但竞争减少之后，产品创新、成本控制和消费者议价能力也可能受到影响。

中国房地产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是“究竟由民企开发还是国企开发”这么简单，而是能否建立一套不依赖企业所有制、让资本真正承担投资后果的制度。政府可以救项目，却不能无限救所有开发商；可以防止金融系统发生系统性崩溃，却不能把所有商业风险最终转嫁给纳税人、购房者和普通劳动者。否则，房地产行业表面上完成了稳定，实际上只是把原来的私人债务风险换了一个更难追踪的公共信用风险。

房地产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而现在正在形成的新格局，决定的不只是哪些房企还能留在销售榜前十，更决定未来中国房地产的风险究竟由谁承担。如果民营企业退出、国企接盘、地方政府融资继续扩大，而最终买单的是普通人的税收、收入和住房财富，那么所谓房地产行业的“稳定”，就可能只是把危机从企业的账本搬到了社会的账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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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轩来源：中国观察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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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26-10-23 12:45:55 | 更新：2026-10-23 12:45:55 人气: 3787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10月23日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冲突正在从关税、贸易谈判和国家主权争议，进一步延伸到美国选举政治。美国驻加拿大使馆近日公开列举加拿大政界人士的言论与行动，指责他们试图影响11月3日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否认指控，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争议的核心，是川普总统政府是否准备把加拿大针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动员，视为触及美国民主制度底线的行为。

川普总统对加拿大的态度，一直带有鲜明的交易思维和强硬色彩。他反复强调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拥有优势，10月23日又表示，加拿大正积极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掌握着“所有牌”。在川普看来，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经济实力是谈判筹码，加拿大不能一面依赖美国市场，一面通过关税反制、政治广告和公开施压，试图迫使华盛顿改变政策。对于习惯于依靠美国市场的加拿大来说，这种态度意味着，过去建立在盟友关系和长期贸易规则之上的政策空间，正在受到更直接的压力。

此次争议并非突然出现。2025年，安大略省政府投放了一则批评美国关税政策的广告，其中使用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反对关税的讲话片段。广告在美国职业棒球世界大赛期间播出后，川普总统宣布中止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如今，美国使馆再次把这则广告列为加拿大试图影响美国政治的例证。美国政府还关注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妮·乔利关于对美国特定州和企业施加经济压力的表态，以及她与美国民主党政治人物的接触。

美方的逻辑并不难理解。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决定共和党能否继续控制国会，关税政策也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如果加拿大政府有意识地挑选共和党执政州作为经济施压目标，并通过广告、政治接触或其他行动影响当地选民，那么这种做法就不只是普通的贸易谈判策略，还可能具有明确的选举政治目的。外国政府不应当因为自己与某个美国政党存在政策分歧，就把美国选民当作向华盛顿施压的工具。

不过，政治目的与违法行为之间仍然存在法律上的区别。美国驻加拿大使馆10月21日公布的材料，主要援引公开讲话、政府文件、政治广告和媒体报道。它还提到11名曾因涉嫌或涉及非法参与美国选举而受到起诉或判刑的加拿大人，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些个人案件是加拿大政府组织或指使的行动。美方目前公开展示的材料，可以用来质疑加拿大政界人士是否试图影响美国政治，却不足以单独证明加拿大政府已经组织实施非法选举干预。

这一点不能因为支持川普总统的政治立场而被忽略。美国有充分理由保护本国选举不受外国政府操纵，但指控必须有相应证据支撑。加拿大官员公开批评川普的关税政策、游说美国政治人物，或者通过媒体表达对美国经济政策的看法，并不自动构成违法行为。若美国政府掌握外国政府秘密资助美国候选人、协调违法竞选支出、操纵投票程序或实施其他违反美国选举法的证据，就应当明确指出具体行为、法律依据和责任主体，而不是把所有不受欢迎的外国政治言论都归入非法干预。

加拿大总理卡尼10月23日回应称，美方的指控没有根据，并对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彼得·霍克斯特拉提出这些指控表示失望。卡尼政府强调，加拿大官员与美国政治人物的接触旨在吸引投资、维护加拿大经济利益。加拿大方面也有理由指出，反制关税和维护本国企业，是贸易争端中的正常政策工具。然而，正常的政策反制并不意味着所有政治操作都天然合理。如果加拿大政界人士公开承认，某些措施的设计目的就是给共和党关键州制造政治压力，那么华盛顿要求他们解释政策目标与选举时间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视为川普总统的政治报复。

更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政府过去也曾反对外国干预本国选举。卡尼在谈及阿尔伯塔省公投等议题时，强调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不应介入加拿大选举。既然渥太华要求华盛顿尊重加拿大的民主程序，就应当接受同样原则的约束：加拿大政府可以批评美国政策，也可以通过外交渠道维护自身利益，但不应以秘密资金、违法竞选支持或其他非法方式左右美国选举。如果美方指控最终被证明只是把公开外交活动夸大为选举干预，加拿大也有权要求美国纠正；如果存在更严重的行为，则应当依据证据调查，而不是靠外交口水战解决。

这场争端还暴露出加美关系的根本变化。长期以来，两国共享北美供应链、安全合作和跨境贸易利益，双方即使发生分歧，通常也会努力把经济争端限制在谈判桌上。川普总统采取更强硬的关税政策后，加拿大开始寻求市场多元化，并尝试利用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争取让步。华盛顿则越来越警惕，认为盟友可能利用美国内部的党派分歧来影响美国政策。双方都在把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筹码，结果是贸易争端逐渐演变为对彼此政治意图的猜疑。

川普总统政府现在面对的考验，是能否把强硬立场转化为经得起法律检验的行动。美国当然有权要求外国政府尊重美国选举，但最有力的回应不是把每一次外交批评都认定为干预，而是拿出具体证据，依法追究真正违法的行为。加拿大同样不能一方面强调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又把对美国国内政治施加压力视为没有边界的外交策略。民主制度的底线应当适用于所有国家，不因对方是盟友、贸易伙伴或政治对手而改变。川普总统要守住的红线，最终应当落在可证明的违法行为上，而不是停留在相互指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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