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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长叶建春任上落马两任省长接连被查暴露地方政治生态深层问题

发表时间： 2026-08-27 22:34:16 人气：289 次

图为中国连云港港口准备出口的稀土矿。(STR/AFP/Getty Images)

【摘要】8月27日，中共江西省省长叶建春落马。有消息指，叶建春家族在江西染指稀土生意，他和妻子先后被抓走。

8月以来，叶建春曾多次公开露面。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8月24日，他主持举行省政府常务会议。27日，中共官方通报称，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数位知情人告诉大陆《经济观察报》，25日晚间，叶建春在江西赣州瑞金市被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工作人员带走。叶建春家族在江西涉及稀土生意，其妻子在此前后，也被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带走。

知情者透露，8月25日，叶建春到达江西赣州瑞金市，原本他将出席26日在瑞金举行的一个会议。当天早上，他原本有一个早餐聚会，并随后将在这个会议上发表讲话。但是25日晚间，叶建春就被中央纪委的人带走。

来自江西政界的人士透露，叶建春到江西任职之后，其家族在江西即染指稀土生意，江西政商两界对此也颇多微词。

其实，海外X账号“洋洋洋洋”早在8月26日就爆料，8月25日晚，叶建春在江西省赣州瑞金市带走调查，他的住处也被全面搜查。

叶建春落马当天，旅澳时评人蒋罔正在X平台爆料说，叶建春被调查，涉福建老乡、北京市前政协主席魏小东案。

台湾联合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指，叶建春被视为“上海帮”，与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派系有关。今年3月，就传出叶建春正在被有关部门调查。

江西省长叶建春任上落马两任省长接连被查暴露地方政治生态深层问题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8月28日讯】江西官场再次发生震动。8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突然宣布，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就在三天前，他还公开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地方财政、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等事务。一个仍然正常主持省政府会议的省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极短时间内从公开政治活动中消失，再由中央纪委直接宣布接受调查，这种反差本身就说明，中国地方高级官员的政治安全究竟有多么脆弱。

叶建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8月24日。当日，他主持江西省政府第138次常务会议，会议讨论了省级经费审批、征地补偿标准以及扩大内需、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等问题。江西官方发布的会议消息没有透露任何异常迹象。三天以后，中纪委国家监委宣布对其立案审查调查。这种“公开活动正常、内部调查已经启动甚至即将采取措施”的情况，在中国官场并不罕见，也说明省级官员能够掌握的真实政治信息往往与公开新闻完全不是一个层面。

《经济观察报》引述数名知情人士称，叶建春8月25日晚在江西赣州瑞金市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人员带走。当时他原计划参加次日在瑞金举行的会议，并发表讲话；报道同时称，叶建春的妻子也在前后被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带走。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属于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目前并非官方公布的调查细节，因此不能把它们直接等同于已经获得官方确认的案件事实。

但是，报道中另一个信息非常值得注意：有江西政界人士向《经济观察报》透露，叶建春到江西任职之后，其家族涉及当地稀土生意，在当地政商圈引起议论。江西又恰恰是中国重要的稀土资源地区，尤其在重稀土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这个信息并不能证明叶建春被查就是因为稀土问题，也不能证明其家属存在违法行为，但如果后续官方调查真的涉及资源领域，那么案件的性质就可能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受贿，而会涉及地方权力与战略资源之间的利益关系。

这也是叶建春案件最需要继续追踪的地方。稀土与普通地方产业不同，它同时具有经济价值、工业价值和战略价值。江西拥有重要的离子型稀土资源，地方政府对于矿产资源开发、采矿权、加工企业、环保审批以及产业政策都拥有相当大的行政影响力。如果高级官员及其家族真的介入相关产业，那么需要调查的就不仅是一笔钱、一家公司或者一次审批，而是权力究竟如何进入商业链条，谁获得了利益，以及这种利益关系是否通过亲属、朋友和地方企业形成长期网络。

更值得注意的，是叶建春并不是江西近年来第一位被查的省长。此前担任江西省长的易炼红已经落马。叶建春从2021年10月接替易炼红担任江西省长，至今两人先后被查，意味着江西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连续出现重大政治风险。仅凭两个案例当然不能证明江西整个官场存在某种固定模式，但连续两任省长都在离任后或者任内接受调查，已经足以让外界重新审视这个省份长期存在的权力与资源配置问题。

叶建春的履历也有一个值得分析的特点。他并非传统意义上长期经营地方关系的干部，而是长期在水利系统工作，后来从中央部门调往江西。2021年进入江西以后，他迅速成为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这类干部最大的优势通常是拥有中央部门工作经验和专业行政能力，但进入地方之后，同样需要面对土地、矿产、国企、招商引资以及地方财政等高度复杂的利益关系。一个干部过去的履历可以证明他的仕途经历，却不能自动证明他进入地方权力体系之后没有形成新的利益网络。

中共近年来持续强调反腐败，但叶建春事件再次说明，所谓反腐的真正难点并不是查出几个贪官，而是为什么同一个地方能够不断出现高层官员被查。反腐可以处理已经形成的利益关系，却不一定能够自动改变权力配置方式。如果地方政府仍然掌握大量资源审批权、国企控制权、土地和矿产配置权，而市场又缺乏真正独立的监督机制，那么官员更替之后，新的利益关系仍然可能形成。

至于外界流传的叶建春涉及魏小东案、所谓派系关系以及其他具体“内幕”，目前都不能与已经确认的案件事实混为一谈。尤其是网络上出现的大量具体金额、藏匿现金等说法，没有得到足够可靠的独立证据支持，不宜作为新闻事实使用。真正有价值的调查应该等待后续官方处分决定，看中纪委最终公布的是一般违纪违法、受贿问题，还是涉及资源交易、家族腐败以及更大范围的利益输送。

但即使暂时不考虑这些未经证实的传闻，叶建春任上被查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一个三天前仍然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的省长突然接受中央调查，加上他的前任同样落马，再联系江西丰富的资源和地方经济环境，这场人事震荡背后所反映的已经不仅是一个官员个人命运，而是地方权力运行机制能否真正摆脱“权力配置资源、资源产生利益、利益反过来影响权力”的循环。

如果未来调查最终指向稀土、国企、工程项目或者家族商业利益，那么叶建春案的意义将进一步扩大。因为那将再次证明，在中国地方政治中，真正高价值的腐败往往不是简单地拿走一笔现金，而是把行政权力嵌入资源、产业和商业网络，让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利益圈能够长期从公共权力产生的机会中获利。到那时，江西连续两任省长落马就很难再被简单理解为几个干部个人出了问题，而必须重新审视地方权力与商业利益之间那条始终没有真正消失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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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骚乱背后的激进左翼网络经济不满如何被转化为政治动员

发表：2026-10-21 11:51:17 | 更新：2026-10-21 11:51:17 人气: 45020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10月21日讯】法国近期爆发的大规模示威，从学生对教育条件和公共服务的不满，逐渐扩大为涉及工会、黄背心运动参与者、左翼政党及激进组织的全国性动员。10月17日，多地出现打砸、纵火、抢劫和警民冲突，公共建筑与商业设施遭到破坏。法国政府指责激进左翼分子和趁乱犯罪者利用示威制造混乱，左翼政治力量则反驳政府借骚乱转移社会矛盾。事件背后，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原本具有具体诉求的社会抗议，如何被不同政治组织整合进更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反政府和反现行制度运动？

福克斯新闻10月19日刊发调查报道，梳理法国学生抗议及其外围支持网络，列出54个组织和运动，其中16个属于学生或青年团体，其余包括工会、共产主义组织、革命社会主义团体、环保组织、亲巴勒斯坦团体及国际媒体等。报道认为，部分激进左翼组织并不满足于改善学校条件，而是希望把学生诉求扩大为针对资本主义、政府财政政策、警务制度和军事开支的政治斗争。

这份调查提供了观察法国抗议组织结构的一条线索，但必须区分组织参与、政治声援和暴力责任。被列入抗议网络，并不意味着每个组织都参与了抢劫或纵火；存在跨国联系，也不能自动证明存在统一指挥。要确认某个组织是否策划或推动暴力，仍须核对其公开声明、行动记录、资金流向及司法调查结果。对左翼组织的政治路线可以展开批评，对具体违法行为则必须落实到事实和证据。

资深媒体人蓝述认为，法国事件不能只理解为学生争取教育资源，而应观察左翼力量如何利用学生诉求，将局部抗议扩展为更广泛的政治动员。他还将西方经济压力与全球化、来自中国的低价商品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加剧了欧洲产业和就业压力。这一分析涉及真实存在的国际贸易竞争问题，但贸易竞争、产业转移、技术进步、欧洲自身的经济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变化，均可能影响就业与收入。若要进一步证明中共的产业政策如何加剧法国社会矛盾，还需要具体的产业、贸易和就业数据，不能仅凭骚乱本身完成因果推断。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则从法国的政治与财政困境分析局势。他认为，政府财政压力、国会政治不稳定以及民众对生活成本和教育条件的不满，给激进组织提供了扩大动员的机会。法国本轮示威确实不再局限于学生，工会、黄背心运动参与者和不同左翼团体也加入其中。路透社与《世界报》的报道同样显示，抗议议题已经从学校条件延伸至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和政府政策，部分激进分子则在示威期间与警方发生冲突，并实施破坏和抢劫。

这正是激进政治动员需要审视之处。共产主义和革命左翼传统强调阶级对立，部分组织试图把工资、公共服务和财政预算等具体争议，放进反资本主义的整体叙事中。劳动者要求改善待遇、学生要求增加教育资源，都可以是正常的公共政策诉求；但如果组织者进一步把社会冲突解释为必须推翻现有制度的斗争，甚至把破坏商业设施和攻击执法人员包装成革命行动，抗议就可能偏离最初诉求。判断这一过程是否发生，需要研究组织的实际口号、动员策略与行为，而不能仅凭其左翼身份作出结论。

跨国政治网络也需要同样审慎地调查。福克斯新闻提到一些共产主义活动人士、国际媒体及相关组织之间的联系，并将其视为跨国动员的一部分。国际组织之间相互声援、共同传播信息或支持示威，并不必然构成秘密操纵；如果存在资金支持、协同行动或有组织地煽动违法行为，则应当进一步查明资金来源、决策关系和具体责任。把政治联系、意识形态相近与刑事共谋混为一谈，反而会使真正需要追究的责任变得模糊。

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样不能只用单一解释概括。欧洲部分产业面临国际竞争，制造业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年轻人也可能因住房、就业和教育资源分配而感到前景受限。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成本和出口竞争力是欧洲产业政策讨论中的重要因素，但法国政府的财政选择、产业投资、劳动市场制度和教育资源配置，也属于必须检视的国内因素。若政治组织利用这些现实困难，将所有问题归咎于某个阶级或某个外部对象，社会便更容易陷入相互指责，而不是寻找能够落实的改革方案。

法国此次骚乱还显示，政治口号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免责理由。无论参与者宣称自己是在反资本主义、反政府，还是在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纵火、抢劫、攻击他人和破坏公共设施都必须依法处理。商店经营者、普通居民和一线执法人员不应成为政治对抗的牺牲品。与此同时，政府也必须认真回应教育条件、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合理诉求，不能把所有示威者都视为暴力分子。

法国社会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恢复街头秩序，也包括如何防止真实的经济不满被极端组织转化为持续的制度对抗。共产主义及革命左翼组织是否在其中发挥了超出一般政治声援的作用，应通过公开资料和调查进一步厘清。对于任何政治运动，判断标准都应落在其真实目标、具体行动和可验证的组织关系上。社会公平应通过法治、政策改革和公开辩论争取，而不是通过仇恨、破坏和抢夺实现。只有把合法抗议与有组织的暴力清楚区分，法国才能在维护公民权利的同时，追究制造混乱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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