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拟解除核武与外国基地禁令俄罗斯警告北约东翼风险上升

发表时间： 2026-10-06 09:00:13 人气：142 次

立陶宛希望美国在当地设立永久军事基地。图为2023年7月9日：北约和立陶宛国旗。（Sean Gallup／Getty Images）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10月06日讯】欧洲安全局势出现新的敏感变化。立陶宛国会10月6日通过一项修宪案首轮投票，拟取消宪法中禁止在境内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外国军事基地的限制。与此同时，立陶宛正推动美国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表示将考虑这一请求。虽然立陶宛目前距离真正修改宪法以及允许相关军事部署仍有法律程序要走，但这一动向已经引起俄罗斯方面高度关注。

立陶宛国会当天以106票赞成、18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修宪案首轮投票。根据现行立陶宛宪法第137条，境内不得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得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此次修宪案提出删除相关限制，为未来允许外国军事基地以及核武器部署留下法律空间。第二轮投票安排在2027年1月12日举行，只有在后续程序中获得宪法要求的支持后，修宪案才能正式生效。

因此，目前并不存在“立陶宛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的事实。修宪意味着取消法律上的一道限制，但是否部署核武器、由哪个国家部署以及是否真的允许外国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仍然是完全不同的政策决定。尤其是在核武器问题上，立陶宛属于北约成员国，任何涉及核武器部署的实际安排都会牵涉北约核威慑体系、美国政策以及欧洲安全架构。

立陶宛此次行动与美国军事存在问题同时出现，更加受到外界关注。立陶宛政府一直希望美国加强在当地的长期军事存在。美国目前已经在立陶宛保持轮换部署，自2019年以来，美军装甲部队约有近千名官兵以轮换方式驻扎当地。立陶宛方面希望将这种轮换模式转变为永久军事存在。

10月5日，川普被问及立陶宛邀请美国建立永久军事基地时表示，美国将认真考虑这一请求，并称自己认识许多立陶宛人，认为双方关系良好。到10月6日，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进一步表示，如果华盛顿最终作出政治决定，立陶宛愿意承担建立永久美军基地的相关费用。

这意味着，目前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两个政策方向同时推进：立陶宛正在推动解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署的宪法限制，同时希望把美国现有的轮换军事存在进一步固定下来。两者目前都还没有达到“已经部署”的程度，但如果后续程序全部通过，立陶宛的法律环境将发生明显变化。

俄罗斯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克里姆林宫方面警告，如果北约在立陶宛建立新的军事基地或者未来部署核武器，将进一步增加地区紧张程度。俄罗斯长期将北约军事力量向其边境方向扩大视为安全问题，而立陶宛地理位置尤其敏感。该国不仅是北约和欧盟成员，也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以及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接壤。

如果立陶宛最终允许外国永久军事基地，实际影响也不仅局限于一个军事基地本身。永久驻军与轮换部署在政治信号、后勤体系、基础设施和危机时期的军事调度能力方面存在区别。对于俄罗斯，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长期军事存在增加，可能进一步改变其对西部边境和加里宁格勒方向的安全评估。

与此同时，黑海地区也发生新的商船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使欧洲东翼安全问题更加受到关注。10月6日，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有两艘商船遭到空中和海上无人机攻击，其中一艘悬挂多哥旗的“ALFA WATAN”号沉没，另一艘“ABLE”号起火，船上人员获救，其中两人受伤。袭击发生在距离保加利亚海岸约70海里的海域，目前尚无法确定无人机来自哪一方。

保加利亚方面将这起事件视为严重的国际法问题，并展开搜救和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指称袭击使用了俄罗斯的海上和空中无人机，但目前公开信息中，袭击责任仍然没有得到独立确认。俄罗斯方面是否承担责任，需要等待进一步调查结果。

而就在一天前，一艘名为“Royad Mammadov”的商船在罗马尼亚专属经济区发生火灾并最终沉没，造成两人死亡、11人获救。罗马尼亚方面确认了人员伤亡，但没有确认火灾原因；泽连斯基则称这艘土耳其所有的民用船遭到俄罗斯无人机攻击。

连续发生的两起商船事件，使黑海商业航运面临新的安全风险。尤其是保加利亚事件发生在北约成员国的专属经济区内，即使最终无法证明袭击者来自俄罗斯，也会迫使北约国家重新评估黑海航运、无人机监控以及商船保护问题。

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欧洲东部安全环境正在同时出现多个变化。立陶宛推动取消外国军事基地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署限制，美国考虑扩大永久军事存在，而黑海商船又接连成为无人机攻击的目标。这些事件并不意味着欧洲已经进入新的全面战争状态，但确实显示俄乌战争产生的安全风险正在更多地影响乌克兰以外的周边国家和国际商业航运。

对于立陶宛，下一关键节点将是2027年1月12日的第二轮修宪投票。对于美国，目前只是考虑是否建立永久军事基地，并没有作出最终决定。对于俄罗斯，如何回应北约东翼军事存在可能发生的变化，也将成为未来欧洲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

真正需要观察的并不是“立陶宛是否马上部署核武器”，而是这一修宪进程最终能否完成，以及美国是否真的把现有轮换驻军转变为永久军事存在。如果两项政策最终同时落地，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格局将出现新的变化；与此同时，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如果持续增加，欧洲东翼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安全压力也可能进一步集中到北约国家的边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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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轩来源：中国观察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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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非法投票为何遭法院叫停川普政府与左派司法体系的权力之争

发表：2026-10-22 20:37:16 | 更新：2026-10-22 20:37:16 人气: 11557

【中国观察2026年10月22日讯】
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川普政府打击非公民非法投票的调查行动遭遇新的司法阻力。10月21日，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莉·马丁内斯-奥尔金（Araceli Martínez-Olguín）下令，限制国土安全部在加州、康涅狄格州、乔治亚州、密苏里州、内华达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州和威斯康辛州开展特定选举相关现场调查。禁令暂缓生效至10月23日下午，以便联邦政府寻求上诉。

这场争议最值得追问的，不是政府有没有权力调查非法投票，而是法院究竟认定哪些具体调查措施可能违法，以及为了避免误伤合法公民，是否有必要把相关行动限制到如此广泛的程度。假如执法人员确实采用了不可靠的数据，法院要求纠正调查程序有其法律依据；但如果政府仅仅因为调查对象存在身份核查疑点就被禁止采取合理的调查行动，司法审查也可能在实际效果上削弱选举执法。

法院究竟禁止了什么

首先必须厘清一个事实：这项裁决并没有宣布调查非公民非法投票本身违法。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News）10月22日的报道，马丁内斯-奥尔金限制的是涉及或可能涉及美国公民的选举相关现场行动和访谈。禁令还针对仅仅依据国土安全部选民匹配政策生成的有缺陷资料、却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便开展的相关行动。

法官援引《投票权法》第11(b)条。该条款禁止以恐吓、威胁或胁迫的方式干扰选民，以及协助选民投票或开展选民动员的人士。原告包括加州护士协会、全国护士联合会、Voto Latino基金会，以及旧金山市和圣克拉拉县。他们主张，联邦执法人员上门询问居民的移民身份和投票记录，已经使参与选民教育和投票动员的人士感到担忧，并影响他们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法官认为，原告提出的证据足以支持其关于调查方式可能违反相关法律的主张。她同时指出，政府使用的数据库可能错误地把美国公民列为非公民，而美国没有一套能够完整、准确确认所有居民当前公民身份的联邦数据库。

因此，这并非一项没有说明理由的禁令。法院提出了具体法律条款、数据准确性问题，以及执法行动可能对选民参与产生的影响。

但这还没有回答最关键的问题：这些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对九个州的相关现场调查采取如此广泛的限制？这正是应该继续审查的司法边界。

从数据错误到限制执法，中间需要什么证据

政府使用数据库调查涉嫌非法投票，并不意味着每一条匹配记录都准确。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可能仍然留有旧的非公民身份记录，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的差异也可能造成错误匹配。将这些线索直接当作违法证据，显然不够严谨。

但是，数据库存在错误与整个调查行动违法，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如果一名调查对象的资料存在疑点，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核实身份、检查正式记录和调查具体投票行为来确认事实。如果发现当事人已经入籍，就应当排除错误怀疑；如果掌握可靠证据表明有人违反选举法，则应当依法继续调查。

真正需要审查的是，联邦政府是否在明知数据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下，仍然把未经核实的名单当作执法对象，以及现场调查是否具有恐吓、威胁或阻碍合法选民参与投票的实际效果。

如果法院掌握了证据，证明政府的调查方法正在造成法律所禁止的干扰，那么限制这些具体行为具有合理的法律基础。反过来，如果法院仅凭数据可能出错，就推定所有相关调查都会违法，那么裁决的范围就可能超出防止侵权所必需的程度。

因此，判断司法干预是否过度，不能只看禁令影响了多少州，而要看每一项限制与法院认定的违法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充分联系。

不能让法律变成“莫须有”，也不能让执法免于审查

中国历史上的岳飞案之所以成为冤案的象征，在于罪名缺乏充分、可靠的事实依据，却被权力用于打击特定对象。将这一历史教训用于分析美国司法案件，关键不是把法官直接比作陷害忠良的人，而是追问：任何掌握权力的机构，是否提出了能够经受检验的事实与法律依据？

这一标准既适用于行政部门，也适用于法院。

川普政府不能只凭打击非法投票的正当目标，就要求所有调查手段获得无条件认可。调查对象是否具有公民身份、数据库是否准确、执法人员采取了什么行动，都需要证据支持。

同样，法院也不能仅仅因为政府的调查可能产生错误，就不加区分地限制所有相关执法。司法禁令应当明确指出受到限制的行为、适用条件、法律依据及其范围。若政府能够证明某些调查经过独立身份核验，且没有涉及法官所认定的违法风险，那么这些调查是否仍然受到禁令约束，就应当根据裁决文本作出判断。

从目前公开的裁决报道看，马丁内斯-奥尔金并未禁止所有非法投票调查，而是对涉及或可能涉及美国公民的特定现场行动，以及仅依据有缺陷数据开展的相关调查作出限制。因此，不能把本案直接说成法院凭空捏造罪名，也不能因为法院引用了法律条文，就认定禁令的范围必然恰当。

法官的政治背景值得关注，但不能代替法律分析

马丁内斯-奥尔金由拜登总统提名，并于2023年经参议院确认。她不是奥巴马任命的法官。她的职业经历和法律理念可以成为了解其司法立场的背景，却不能单独证明她此次裁决是出于党派动机。

美国联邦司法系统确实受到总统提名和参议院确认程序的影响，不同政府任命的法官也可能对行政权、个人权利及联邦权限采取不同解释。川普政府与部分联邦法院之间的冲突，因而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

然而，要证明所谓“左派司法反扑”，还必须进一步检验裁决的法律论证、禁令范围、对政府证据的处理，以及上诉法院是否认可其结论。单凭裁决结果不利于川普政府，不能直接推定法官是在故意保护非法投票者。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任何一方把法律程序变成政治工具：行政部门不能以选举诚信为名，任意调查合法公民；司法部门也不能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名，在缺乏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不必要地阻断合法执法。

上诉程序应当回答什么

这项裁决是初步禁令，并非案件全部争议已经经过最终审判。联邦政府可以提出上诉，要求更高层级法院审查法官对法律条文、证据和禁令范围的理解是否正确。

上诉审查尤其应当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政府使用的资料是否存在足以影响调查合法性的重大缺陷；第二，原告是否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相关行动可能违反《投票权法》；第三，即使部分调查措施存在问题，对九个州相关现场行动的限制是否与已经证明的风险相称。

如果法院认定政府的调查方法确实存在违法风险，却认为禁令过于宽泛，就可以要求缩小限制范围，而不是在全面放任和全面禁止之间二选一。政府也可以通过改进数据核查、明确调查标准和加强身份复核，争取恢复合法调查的空间。

美国选举制度既需要防止非公民非法投票，也需要确保合法公民不会因为行政错误而受到不当调查。两项责任并不矛盾。真正的法治，不是让行政部门不受限制，也不是让法院拥有不受质疑的权力，而是要求每一项强制措施都能说明依据，每一项司法禁令都能解释边界。

这场案件最终要检验的，正是这一原则能否得到贯彻：如果政府的调查确实违法，就应当明确指出违法之处并依法纠正；如果某些调查措施合法，法院也不应仅凭笼统的风险判断将其一并阻断。只有把事实、法律和限制范围逐一说清楚，才能避免选举诚信成为政治口号，也避免保护公民权利沦为不受审查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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