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老同事批大陆公权太任性 民企都很难过

蔡晓鹏是中共国家部委机关内最早的下海经商实践者之一。（网络图片）

蔡晓鹏在研讨会上直截了当地说，“‘经济整治运动化’已经搞七八年了。有的数据统计，一轮一轮不停的运动式折腾，波及了1000多万个经济实体，10多万亿的损失；还有国企和政府赖了民营企业10多万亿硬不还。”

“民营企业你觉得过得好吗？我觉得过得不好。我有两个群，有2000多个民营企业家，没有一个说好的……”

蔡晓鹏还说：“企业为什么恐慌啊，公权太任性了！或纵容、鼓励或约束不住！近两年，中央发了不少文件，涉民企财产保护的，没有一条真落实的。甚至没有颁布追责公权滥用的法定程序。”

他还批评，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对民营企业财产和民营企业家人身保护有效的法律机制。“所以在北京发生那么多的大规模拆迁，没什么赔偿；逼死了那么多人，没人问！都不敢也不让报导出来。涉及无数平民百姓私权保护与公权任性的冲突，既没有行政法律纠错机制，也没有行政法律纠错平台。”

蔡晓鹏的曲折经历

资料显示，蔡晓鹏是人大法律系毕业，1982年分配到商业部，在八十年代初曾在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与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老同事，与中共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是莫逆之交。

1989年六四民运遭镇压前，杜润生曾联合中顾委一批老干部，上书中央，表态支持赵紫阳对学潮以疏融为主的政策方略，反对动用军队暴力镇压，并提出推进政治改革的“十条”建议（史称“杜十条”）。

据蔡晓鹏自述文章，其父蔡辉（蔡悲鸿）曾是中共新四军的战区财经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办公厅主任，但在“三反”运动初期蒙冤而卧轨自杀。

蔡晓鹏当时在王岐山等人的推动下，成为中共国务院部委系统主动“下海”第一人，但1989年末被卷入以迫害杜润生为政治背景的“莫须有”经济案件中，被中纪委、最高检立案，四级检察院彻查，无端被关押一年半，后宣告无罪释放，但一夜沦为体制外的“无业闲民”。

九十年代，蔡晓鹏重新经商，在京郊创办果园和农产品加工的中小企业，目前是北京金百瑞集团董事长。

2014年10月，蔡晓鹏代表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化商会参加中纪委座谈会时，代表农食行业小微企业群体，怒斥基层恶吏种种劣行，苛政重费，扮演着企业杀手的狠角色。据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阅后，分别做了内部重要批示予以肯定。

2013年12月20日，蔡晓鹏曾在华东新四军子弟“政府职能转变”座谈会上的发言致言红二代“告别革命，拥抱改革”。

“国进民退”

数据显示，中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但中共的政策一路向左，去年掀起一场“国进民退”的争论，令民企陷入恐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在此前接受港媒采访时曾表示，民营企业信心遭受重创是2018年导致中国经济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还透露，中共最高检一名副检察长在两会期间透露，说到某个省去调研，那个省排名前100位的民营企业家，竟然有40多位被抓走了。

今年中共两会期间，中共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曾披露各地政府“动不动就抓老板、封企业”的现状。

中共正在推行的所谓“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也被认为是变相的国企兼并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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