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2年01月21日讯】五七年受害的众多右派，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还艰难地生活着。在茫茫人海中，有谁还记得他们、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苦难？下面记录几个无名小右派的遭遇，并以此文纪念反右运动——这个人类史上最无耻、最反动、最大规模的文字狱。
1958年4月，100多名受二类处分的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在农村劳动改造半年之后，又被调回西师，在生产部组成右派学生劳动队，由此我认识了许多新的面孔。
耐人解读的苟文纯在西师劳动队的一群年青的右派学生中，苟文纯是最显眼的了。他已经38岁，是一位成熟的中年人。他浓眉大眼，目光炯炯，一头黑发浓密粗硬，永远梳理得光亮整洁；络腮胡子天天刮得干干净净；举止大方，谈吐得体，隐约显示几分高贵。如果只看他的头，你一定认为他是大款、显赫政要、学者、教授。而其穿着则犹如乞丐：一件污黄色的制服上歪歪斜斜补满补丁，袖口和衣襟都已破烂成绺，举臂抬手就飘带似地飘舞；裤子同样疤上重疤；破皮鞋补了又补已不能再补，走起路来“哧呵、哧呵”响个不停。难友们学他一步一顿地走路，嘴里念着“吃也可，不吃也可”，都哈哈大笑，算是苦中取乐了。他的劳动技能很差。叫他挖土，土未挖松先踩板了；叫他除草，草未铲除苗先铲断；叫他担粪，他穿着那双破皮鞋摇摇晃晃，扑哧扑哧粪水溅了一地。看他那狼狈相，难友们都说“够了，够了！”从此大家就叫他“苟老”。
其实他和我一样都是60级学生。早在49年以前他就是一所银行的行长。49年以后任副行长，和那位不懂业务又很蛮横的党员正行长经常发生冲突。三反时那正行长借机把他打成贪污分子。后来帐虽然查清了，但副行长也给撤了。秉性刚直的他愤而辞职，以为凭本领还找不到工作？殊不知从此就待在綦江农村老家。1956年大学扩招新生时才考到西师外语系读书。他和班上那些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显然有不小的代沟，青年们叫他向党献红心表决心的时候，他说“有必要吗？何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呢？”就是这句“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的回答，已经“够了够了”，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右派分子。
他的言谈不多，休息的时候用朗诵莎士比亚著作和唱歌来打发时光。他经常唱一首极具振撼力的英文歌。他的男中音十分优美。他唱歌的时候，和他同处一室的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床上听他那时而低回时而高亢，时而沉郁时而激昂的歌声，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凄凉、悲惨、愤怒与抗争有境界。唱完后他泥塑似地坐在那里，两眼挂着泪花，我们的心也随之激烈地搏动。后来我知道那是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的《老人河》，是一首控诉与反抗的歌曲。
五九年以后，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饥荒威胁着每个人。学校里的情况也每况愈下食不果腹，劳动队员个个饥饿浮肿。苟文纯的身体彻底垮掉了，卧床不起，当局怕他死在学校里，就叫他回家“自谋生路”，但是不发给一分钱路费。他慢慢地爬起来，修面、梳头，虽然形销骨立，还修饰整洁，仍然不失当年银行家的风貌，背着破烂的行李，拖着浮肿的双腿艰难地上路。可是天高地远，无粮无钱，他怎能回家呢？他只能拖着病饿浮肿之躯，一步步地挣扎着行走……两天后他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50年来，每当我想到苟文纯，就想到那绅士般的头颅和乞丐似的衣着，如此的大不协调实在叫人玩味。其实他的头是高贵的、高尚的、高傲的、高度自主的；是他蔑视强权、反抗暴政的象征，是一尊不屈不挠的头！而他的衣着是寒酸的、贫穷的、破烂的、强加的、被迫的，是对强权的揭露与控诉！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生，竟褴褛如此、潦倒如此！这是什么世道！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苟文纯是不屈的，也是智慧的。
“幸运”使她香销徐香圃是劳动队三名女右派之一，二十七八岁，已婚并有了孩子；历史系60级学生。大约因为家庭孩子的牵挂吧，她很忧郁，管教干部认为她思想改造不积极，所以她一直改造到劳动队解散才复学，这样她就从1956到1963读了“七年制”本科。64年过年，我在重庆一个朋友处会到她。此时她很高兴，说毕业后分到江津地区江北县，旋即叫她参加四清工作队搞四清运动。我大吃一惊，说：“我们都是四清的对象，你却去清理别人。”因为按共产党的政策，所有右派分子不管摘帽与否，都是阶级敌人，都被剥夺了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权利，只能像肥猪等待宰杀一样等待在四清运动中挨整。右派分子能够参加四清工作队，她大概是惟一的人。幸耶，还是不幸？她大概看出了我的疑虑，说：“我也很顾虑，曾向四清工作团长表明我的身份，那团长说‘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现嘛，你就大胆工作吧’。”原来她的高兴是政治上得到信任。但是我始终觉得是一种危险。那次分别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直到文革结束。不料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时，一位参加过四清的人无意间提及文化革命开始时，四清工作团集中在永川整风，斗争一个混进四清工作队的右派分子徐香圃，她遭受不住，就抹喉自杀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的心一阵阵颤抖。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徐香圃在四清工作队有上佳表现，说话、做事、汇报工作、写材料都在一般人之上。她的自尊自信招来的是嫉恨，连四清工作团长也受到“重用阶级敌人”的攻击。当文化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四清工作团长不再说“既往不咎，重在表现”的话了，把她推出来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她首当其冲，几千名四清工作队员集中火力横扫她一个，是怎样一种灾难！什么“隐瞒罪恶历史”，“右派分子翻天”，“混进四清工作队”，“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等等。大字报横扫，大标语围剿，大会场批斗。本想立功表现，却落得如此下场，她一时惊恐万状，既而万念俱灭。在颠倒黑白的人间地狱中，她便选择了抛家弃子，愤而自杀，趁看守她的人不注意，跑到南瓜地里，用锋利的刀子割断喉管，倒在血泊之中。死亡对于每个人都是恐怖的、痛苦的；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莫不全力求生。而徐香圃竞选择了死亡！
徐香圃就这样香销园圃。
一个没有“改正”的右派冤魂曾清经是包括重庆市在内的原四川省数万名右派分子中没有“改正”的21名右派之一，也是西南师范学院700多右派学生中惟一没有“改正”的人，化学系58级学生。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57年6月下旬的反右高潮中。一张标语式大字报惊动了所有人：“曾清经要杀共产党！”认识他是在右派劳动队，是一个剃光头打赤脚穿补巴衣服，粗手大脚的农民模样的人，是劳动队最忘命的几个人之一，力气大，不怕苦，挑、抬、扛经常在200斤以上。那时的右派学生是最单纯最听话的，虽然有天大的冤屈，但党给的处分都无条件接受，努力地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摘帽复学。但是不惜体力的人最先消耗自己的身体。当每顿3两大米变成3两豌豆，再变成9两红苕，最后变成6两麦麸的时候，饥饿、浮肿，步履艰难，他再也不能带头干活了。他从嘉陵江边的草街煤矿担着百斤重担，在70度陡坡，上千步石梯，20里山路上每日两次往返奔走，每次不得少于100斤时，他远远地落后了，每攀登一步都虚汗如雨喘气如牛，费尽全身力气，最后眼睛一黑一个跟斗摔下去……大家发现他时他已经僵卧道旁，和全中国4000万饿殍一起被拖进了“大跃进”造就的巨大坟墓。没有追悼会，没有通知亲人到场，挖个土坑把他埋葬，就像埋一只死猪死狗。
1961年曾清经被追认摘帽，1979年却没有“改正”，听说与他“要杀共产党”有关。但是葛佩奇也不是“要杀共产党”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世界皆知，结果怎样？栽赃陷害。既然《人民日报》可以在全世界致诬、说谎，那么西师党委为什么不可以给一个弱势学生罗织罪名呢？如果曾清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肯定不仅仅是个右派，肯定不仅仅是二类处分，劳教、劳改、甚至杀头，都是他最适合的去处。但是，可怜曾清经已抛尸荒野无人为他申诉，他只能在阴曹地府继续戴那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了。
迫害700多名右派学生终于整“对”了一个，七百几十分之一的“正确率”，不仅在全国属于领先水平，更是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的确凿证据。邓小平的理论多么“伟大、光荣、正确”！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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