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8月16日讯】随着朱镕基的去世，其生前推动的一系列体制改革再度成为热议焦点。当年中共国企改革，虽为经济飞跃扫清了体制性障碍，却也让大批基层职工承受了极其沉重的阵痛。
多位“失业潮”的亲历者感慨，改革固然缔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转型背后的巨大代价却由数千万普通工人默默承担，而部分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的利益集团则获得了更多资源。
据官方媒体报导，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周三（8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7岁。朱镕基自1991年到2003年，先后十多年担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在朱镕基的主导下，中共国务院曾推出国企、住房、医疗、教育、粮食等一系列体制改革。
随着朱镕基的去世，其生前主导的“抓大放小”国企改革政策再掀舆论波澜。
原鸡西市副市长：国企改革留下的长期后遗症原黑龙江省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日前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回顾了朱镕基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及其对下岗工人的影响。
他认为，从当时中国经济所处的环境看，国企改革总体方向是正确的，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当时很多国企已经陷入“三角债”等困境，一些企业难以继续发展，“再不改中国这种计划经济就要崩盘、要完蛋了”。
李传良举例说，北方一家原本拥有数万名工人的钢铁企业，改革后引入市场机制和战略投资者，经营效率明显提升，但很多工人也因此下岗失业了。
他说，当年歌曲《从头再来》之所以广为人知，就是因为它反映了下岗工人的处境。《从头再来》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中共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规模职工失业。
然而，李传良表示，不能因为改革具有必要性，就忽视下岗工人承担的实际困难。
他提到自己接触过不少下岗工人的生活经历，一些人失业后收入很低，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不得不摆摊或者从事其它工作。
“当时很多再就业的培训资金都被官方机构人为地挪用、挥霍了，没有真正用在再就业的培训上。”李传良表示，医疗保障同样成为一些失业工人面临的问题，很多下岗工人的医疗保险没有解决好，看病难就成了普遍问题。
在保障没有充分解决的情况下，一些下岗工人长期陷入困难，并进一步出现大面积上访。“你解决不好，他肯定要去上访。上访后就会遭到当局维稳、压制，所以整个结果是中共这个官僚体制造成的。”
他说，这些问题最终成为国企改革留下的长期“后遗症”。
多位亲历失业浪潮的受访者向大纪元讲述了他们的真实经历。
从国企下岗到四处谋生：河南老工人忆漂泊人生河南省禹州市下岗工人刘建国（化名）对大纪元表示，1981年他进入一家生产陶瓷机械、铸铁管、小型车床和刨床的县属集体企业工作。当时厂里有超过500名正式职工，工人住在大宿舍，厂里有食堂。当时每月工资21元，加上5元伙食费补助，但工资发下来时直接扣除16元伙食费，每月实发10元。
刘建国来自农村，但当年没有按照父母的安排回农村生活，而是选择留在城市。“我后来娶了个市里老婆，又申请了宅基地自建了个独居院，建成那年我35岁。”
在他看来，那个年代的工厂不仅是一份工作，也是许多人的生活依托。工人习惯了单位提供的住房、食堂以及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很少有人想到，有一天这些东西会突然消失。
上世纪90年代，他经历下岗、买断工龄、单位改制等一系列变化，此后离开原有工作体系，辗转广州、郑州等地做生意，卖过小商品、积压货，也做过餐饮和古玩生意。如今，他没有退休金，在家附近做小区保安。
谈及当年与自己一起进厂的年轻人，刘建国表示，不少人的人生轨迹与他不同。“和我一起进厂接班的农村孩子大多数还不如我呢，他们很多人与社会脱节了。”
在他看来，下岗本身固然让很多人措手不及，但更大的问题是，长期处于稳定单位环境中的人，一旦突然失去原有身份和收入来源，往往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他还提到，当年与他一起进厂的一些年轻人后来出现婚姻破裂等情况。“和我一起进厂的小青年离婚的不少。”
从进入工厂到下岗自谋职业，刘建国的经历跨越了中国经济剧变的数十载。而他，不过是数千万失业工人中的一个缩影。
新疆造纸厂女工30岁失业：担心老了没饭吃 心理阴影犹在新疆伊宁市下岗工人周晓梅（化名）告诉记者，自己2003年从一家造纸企业下岗，当时30岁，丈夫36岁，两人同时离开单位。
周晓梅在原造纸厂工作了13年。她回忆，当时全厂有三四百人左右，失业后，厂里的工人基本都被打发回家了。“厂里给我13,000块（工龄买断），给我老公15,000块。”周晓梅说，当时她最担心的是以后没有保障。
“那时候我最怕的是老了没有养老金，没饭吃，会大冬天去捡破烂。这种想法跟随了我二十多年，给我造成了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这种担忧也成为周晓梅下岗以后拚命工作的动力。她说，“那时候我们早出晚归，邻居都以为我和我老公离婚搬走了。”
两人只有一个孩子，公婆当时已经退休，可以帮忙照看孩子。周晓梅先后进入食品加工等私营企业，后来又换过几个工作单位，一直工作到退休。虽然工资从最初的每月几百元慢慢在增加，但多年的打工经历并不轻松。
退休之后，周晓梅仍然没有完全停下来。目前，她在一家国企单位食堂做核算工作（劳务工或外包工），负责每天的进出帐和月底报表。
回望2003年下岗至今的二十余年，周晓梅表示，自己最初的恐惧并没有完全消失，但生活最终还是一步一步走了过来。“没有办法，尽管生活虐我千百遍，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地活下去。”她说。
河南石化工人忆改革：国企转民企 领导层持股比例较高曾在河南一家石化国企工作15年、后来下海经商的张建平（化名）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回忆当年国企改制、职工下岗以及企业市场化后的变化。
张建平在1999年参加工作，“那时候国企改革已经开始了，有些资产改成了三产单位”。由于他已经不属于原有国企编制，因此没有经历老职工那种买断工龄的过程。而在此前已经进入国企编制的职工中，则有不少人在改革过程中被“改出来”。
他表示，自己所在的石化企业当时为了推动改革顺利进行，企业频繁给职工发放各种款项。“当时为了顺利改制，我们单位三天两头地给职工发小钱。”
张建平并不完全否定当时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部分老国企确实存在严重的体制僵化、人员负担以及论资排辈等问题。但他同时认为，改革过程中人员、设备和资产的重新分配，也产生了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他说，企业由国有性质转为民营性质后，领导层持有的股份比例往往较高。“工人按照工龄也获得一部分股份，但在实际操作中，领导们因为自己划定股份，工龄加上激励股等各方面的，他们的股份就特别高，那领导收入就很高了。”
对于资产处置，他认为，其中存在值得反思的空间。“国有资产流失那一块，有很多优质资产从国有企业剥离出来，卖给哪些民营企业，都是靠领导说了算。”
张建平认为，国企改革带来的变化并不限于企业和职工。一些原本由国企承担的学校、医院、幼儿园等社会福利职能，被视为“包袱”逐渐从企业体系中剥离。
他特别谈到医疗市场化后个人经历的一次看病体验。
他说，自己当时只是普通感冒、咳嗽，却因为有医保，在医院住院输液。最终，他七天年休假全部用在了住院上，花费约1,700元，但出院不到三天咳嗽又出现。后来他到街边小诊所看病，“人家给我开了几副药，我回去一吃就好了”，花费不到100元。
在他看来，这种经历体现出福利性医疗向市场化医疗转变后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医生为了追求他们的效益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中间的一个他们获取利益的一个手段了。”
他认为，同样的变化也可能发生在教育领域。“有一些老师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课堂上他不讲，课下他开班，他把重要的内容都放在课后开班的时候再讲。”
张建平据此认为，医疗和教育市场化在提高经营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逐利化问题，“医无医德，师无师德”。
原体制内人士：基层官场弄虚作假 欺骗朱镕基在个体的命运起伏之外，旅居海外的原中国体制内人士从政策层面回顾这段历史，剖析国企改革为何让失业工人承担了如此沉重的代价。
原深圳企业家王应国告诉大纪元，他原籍在武汉，曾在深圳生活近20年，1998年至2003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他曾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因此对当时一些政策和基层执行情况有直接接触。
谈到中共国企改革，王应国认为，改革过程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大量国企职工从原有的单位保障体系中被推向市场。
在王应国看来，国企改革在减轻财政和国企负担的同时，也将原本由国有企业承担的部分就业、医疗、养老等责任转移给个人。他认为，这也是后来大量下岗职工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
他特别提到武汉钢铁集团。他说，自己作为武汉人，对武钢当年的情况有所了解，当时大量职工下岗后缺乏足够保障。“工人下岗以后没饭吃，想活就去摆摊，很多人成了小商贩。”
在他的理解中，后来城市管理部门与流动摊贩之间的矛盾，也与这一历史过程存在关联。他认为，一部分原国企职工被推向市场后，又面临城市治理对流动经营的限制，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
除了国企改革，王应国还谈到中共粮食政策。他讲述了自己亲眼看到的基层执行情况。
他说，朱镕基到地方检查粮库时，基层人员会提前准备，“周边十几个县的粮食就连夜运到那个粮库”，以保证央视新闻拍摄时粮库看起来储粮充足。
王应国还讲述了自己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期间的一段经历。他说，朱镕基乘坐铁路前往广东、深圳检查工作时，沿线基层部门在得到上级通知后，会提前数月排查安全隐患；临近领导经过时，还会安排工作人员沿铁路两侧站岗。
他特别强调，这不是从新闻报导中看到的，而是自己在基层工作期间的经历。
谁承担代价 谁分享收益对于朱镕基的历史评价，王应国最终仍然落脚到一个核心问题：中共改革究竟由谁承担成本，又由谁获得收益。
他认为，当时的国企改革确实改变了中国经济和财政运行方式，但在他的观察中，普通工人和农民承担了相当大的转型代价，而部分权力和资本结合形成的利益集团则获得了更多资源。
王应国表示，一些大型国企、资源行业以及金融、能源等领域在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而部分具有行政准入门槛的优质资源集中到中共权贵家族手中。
李传良也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机制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曾经释放了大量经济活力，但在他看来，近些年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国企的重要性再次被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他表示，现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更加突出的政策方向，而民营企业则面临更多行政管理和监管压力。他把当前商业环境概括为“开门招商、关门打狗”，并表示，这不仅会影响国内民营企业，也会影响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判断。
在这两位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人士看来，国企改革本身具有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但如果缺乏政府权力监督、政治改革以及对普通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性保障，那么经济改革带来的阵痛和代价，最终都会让没有话语权的普通大众来承担。
——原标题：中共国企改革遗祸至今 谁承担代价 谁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