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8月21日讯】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立遗嘱通常属于老年人的事情。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走进遗嘱登记机构，往往会被认为是在考虑一件离自己非常遥远的事情。然而，这种观念正在发生变化。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2025年30岁以下立遗嘱人数较上一年增加42.3%，“00后”登记遗嘱数量已经超过200份，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也连续13年下降，从77.43岁降至67.64岁。
这个变化首先应该被看作一种正常的法律意识进步。年轻人拥有财产、网络账号、宠物，也可能独居、单身或者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支持体系，提前安排身后事并没有什么可笑之处。杭州互联网公证处工作人员今年接受采访时也证实，过去办理遗嘱业务的主要是七八十岁老人，如今刚满18岁的年轻人前来咨询已经并非罕见。年轻人的遗嘱内容也从房产、存款扩展到游戏账号、社交平台账户、宠物照护以及个人身后安排。
但如果只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法律意识增强”，恐怕仍然没有触及它更深的一层。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认真考虑意外死亡，本身并不能证明社会正在崩溃，却值得放在就业压力、收入预期、婚姻变化、独居增加以及社会保障等现实背景下观察。对于一个刚刚成年的大学生来说，死亡仍然应该是遥远的问题。如果他开始认真考虑父母以后如何处理自己的账户、自己的宠物由谁照料、自己突然死亡后财产如何分配，那么这种行为背后除了理性规划，也可能包含一种对未来缺乏确定性的心理。
更年轻人面对的并不只是“死亡风险”，而是整个生活预期正在变得更加不可预测。过去的社会观念通常默认，一个年轻人完成教育、找到工作、结婚、生育、买房，随后逐渐积累财富，人生按照相对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如今这套路径正在松动。就业市场竞争、房地产调整、收入增长放缓、婚育率下降以及独居人口增加，使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确信自己一定能够复制上一代人的人生轨迹。
这种不确定性并非完全来自个人心理。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为79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6.03‰；全国人口继续减少。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亿，占全国人口23.0%。 人口结构变化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年轻人“失去希望”，但它确实意味着传统家庭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当独生子女、少子化、单身和独居越来越普遍，一个人突然发生意外之后，谁来替他作医疗决定、处理财产、照顾宠物、料理后事，已经成为现实的法律问题。
上海46岁独居女子蒋婷的遭遇，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提醒。她于2025年12月去世，生前没有留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法定继承人又均已先于她死亡。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随后指定虹口区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 此前报道还显示，她突发疾病后，远房亲属在处理医疗和后事过程中曾面临实际困难。到了2026年7月，相关部门公布的最新进展显示，遗产核查、债权债务处理以及后事安排仍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推进。
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地方，并不是所谓“300万元遗产最后归谁”。事实上，网络流传的200万至300万元遗产估算并未得到官方完全确认；而且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在没有继承人和遗赠扶养协议的情况下，遗产也不是死亡之后立即被政府拿走，而是需要经过遗产管理、债权债务处理以及无主财产确认等程序。 真正值得社会思考的是，一个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已经去世的普通人，如果没有提前安排意定监护和遗产事务，一旦失去意识或者突然死亡，他原本非常私人化的生活，最终可能需要由陌生的制度来替他收拾残局。
这正是中国社会正在面对的一种新现实。传统家庭曾经承担了大量社会保障功能：父母照顾子女，夫妻相互照料，子女承担父母养老，亲属在突发事故后负责处理财产和后事。但当家庭规模缩小、人口流动加快、单身和独居增加以后，家庭已经不再能够自动承担所有这些功能。年轻人提前立遗嘱，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一个传统家庭支持体系逐渐弱化的社会寻找替代方案。
然而，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不应该让年轻人只能依靠自己提前准备一份“身后清单”来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性。遗嘱可以解决财产分配，却解决不了稳定就业；意定监护可以解决部分医疗和事务代理问题，却无法替代养老体系；个人可以安排宠物由谁照顾，却无法靠一份遗嘱消除长期的经济压力。年轻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他们对未来形成合理预期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中国官方反复强调“稳定就业”“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但年轻人的信心并不是靠宣传口号建立起来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是否相信未来，很大程度取决于他能否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劳动所得能否得到保护，住房是否仍然遥不可及，生病之后是否能够获得保障，以及遭遇不公时能否通过正常制度获得解决。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缺乏可靠答案，那么要求年轻人保持乐观，本身就失去了现实基础。
因此，年轻人立遗嘱的增长不应该被简单包装成一个温馨的“新潮流”，也没有必要把每一份年轻人的遗嘱都解释成对社会的绝望。42.3%的增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数据，却不能直接推导出“年轻人普遍失去希望”。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开始认为人生中的意外必须提前安排，为什么他们对家庭能够在关键时刻替自己处理问题越来越没有把握，以及为什么个人必须承担越来越多原本应该由完善制度分担的风险。
一个社会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让人假装死亡不存在，而是让人即使面对疾病、失业、意外、养老和家庭变故，也知道自己还有可以依靠的制度。中国年轻人提前立遗嘱，表面上是在安排死亡，深层却是在安排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对于那些没有房产、没有巨额存款、甚至还在为第一份工作奔波的普通年轻人来说，他们真正需要留下的或许并不是一份复杂的遗产清单，而是一个值得相信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