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8月22日讯】香港支联会前正副主席李卓人、邹幸彤于8月21日被香港法院裁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能面临10年监禁。该判决引发德国、法国、欧盟及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被告家属表示愤怒并计划上诉。
李卓人、邹幸彤自2021年起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检方指控他们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以纪念'六四'为名主张'结束一党专政'，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尽管被告方强调其行为属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但法院最终采纳了检方指控。
支联会自1990年起连续30年举办烛光晚会，曾吸引18万人参与悼念'六四'事件。2020年港府以疫情为由首次禁止维园晚会，随后《港区国安法》通过。次年支联会被迫解散，维园再无大规模集会。
德国法国外交部联合声明谴责该判决，称'和平倡导人权不应构成犯罪'。欧盟警告称，此次定罪显示香港言论自由持续恶化，独立公民社会空间进一步萎缩。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组织也指出，该裁决再次证明《港区纪检法》被用于打压和平悼念'六四'人士，是港府抹杀历史的黑暗里程碑。
支联会定罪揭开香港国安法新边界 从纪念六四到“结束一党专政”如何被纳入刑事罪责
香港支联会案件8月21日作出裁决，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以及已经解散的支联会，被香港法院裁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另一名前副主席何俊仁此前已经认罪。李卓人和邹幸彤自2021年被捕后一直羁押，案件审讯历时多年，法庭将在8月28日听取求情，按照香港国安法相关规定，两人最高可能面对10年监禁。
这起案件真正冲击香港社会的，并不是两个政治人物可能面对多少年刑期，而是法院对“政治主张”和“国家安全犯罪”之间界线的解释。支联会过去三十多年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组织每年6月4日的烛光晚会，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并要求中国政府公布真相、追究责任。这个活动曾经是香港最具象征性的公共活动之一，也长期被视为香港与中国大陆政治环境差异的一个标志。
支联会的核心政治纲领中长期存在“结束一党专政”的表述。检方正是抓住这一点，认为该组织并非单纯进行历史纪念，而是借助六四事件向公众传播对中国共产党及现行政治制度的敌意，最终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法院在裁决中采纳了这一逻辑，认为被告在国安法实施之后仍坚持相关纲领，并继续通过六四纪念活动进行宣传，已经超出单纯表达意见的范围。
这意味着香港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一个根本变化。过去，一个香港市民可以公开主张民主改革、批评共产党，也可以参加六四悼念活动；即使政府认为这些主张激进，也未必意味着参与者会面对刑事责任。如今，法院需要判断的不只是一个人有没有使用暴力，而是其政治主张是否可能被解释为“煽动”公众破坏国家根本制度。于是，言论、组织、历史纪念和政治目标之间的界线被重新划定，而且这条界线已经明显向国家安全领域延伸。
支联会的历史恰好说明了这种变化有多大。自1990年起，支联会连续多年组织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曾经有数以万计市民参加，2019年的最后一次大型公开集会仍然吸引大量香港市民。2020年，警方首次以疫情期间的公共卫生限制为由反对举行维园晚会；同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正式实施。2021年，支联会被警方国安部门调查，之后宣布解散。此后，香港已经连续多年没有恢复过去那种大规模公开六四纪念活动。
疫情在其中曾经扮演过一个特殊角色。最初禁止集会的理由是公共卫生，但在疫情限制逐渐结束以后，六四大型纪念活动仍然没有恢复。随后国安法进一步建立了新的政治法律框架。于是，一个原本属于公共历史记忆的问题，被逐渐转化成国家安全问题。对于香港普通市民，这种变化的影响远远超过某一个组织的存亡，因为它意味着过去三十多年可以公开谈论的历史，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已经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风险。
李卓人和邹幸彤的辩护核心也正是这一点。两人否认自己通过暴力或者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强调支联会一向主张和平方式，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属于政治表达，而不是发动暴力政变。邹幸彤在审讯中也为相关政治主张进行辩护。法院最终没有接受这种解释，而是认为相关言论与组织活动具有煽动公众敌视共产党、削弱公众对现行制度信心的作用。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这种司法逻辑最需要警惕的地方，是政治表达的风险边界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一个人如果明确实施暴力犯罪，法律责任相对容易界定；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要求政治制度改变、批评执政党，什么时候属于合法政治表达，什么时候又会被认定为国家安全犯罪，就涉及法律解释的尺度。如果这种边界不断扩大，普通香港市民在谈论政治之前就不得不首先考虑“政府会怎样理解我的话”，社会公共讨论自然会越来越萎缩。
这也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最明显的制度后果之一。根据公开统计和案件资料，国安法实施后，大量民主派人士、社会活动人士、媒体从业者以及民间组织受到调查、拘捕或者司法追诉。原本拥有大量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的香港，公共政治空间明显缩小。支联会案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这一变化延伸到历史记忆领域后的一个典型案例。
德国、法国、欧盟以及多个国际人权组织都对裁决提出批评。欧盟认为案件进一步显示香港言论和集会空间受到压缩；国际特赦组织则认为，和平纪念六四不应该成为刑事犯罪。香港政府和支持国安法的阵营则坚持认为，国家安全属于香港治理的核心，任何以和平形式包装、但目标是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的行为，同样可以构成安全威胁。
但真正需要中国人思考的，并不是外国政府怎么看香港，也不是国际组织发表了多少声明，而是一个社会有没有权利记住自己的历史。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37年，但中国大陆至今仍然无法公开讨论相关死亡人数、军队行动和政治责任。在大陆，搜索关键词受到限制，公共纪念活动几乎不存在；香港曾经成为中国境内少数能够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如今这最后一个公开空间也已经消失。
一个政权如果相信自己的统治来自人民，就没有必要害怕人民了解历史，更没有必要把一场和平悼念活动与国家颠覆联系起来。恰恰是因为中共无法容忍对1989年事件的独立调查和公开讨论，六四才一直成为中国政治体系最敏感的伤口。支联会三十多年来坚持保留这段记忆，也因此触碰到了中共最不愿面对的问题——一个政府是否应该允许人民追问国家机器曾经对自己的同胞做过什么。
香港的变化同样给大陆普通人提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参照。过去很多人认为香港拥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和公共空间，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块缓冲区；如今，随着国安法不断扩大其政治影响，香港与大陆之间原本明显的公共表达差异正在迅速缩小。支联会被定罪以后，六四已经不只是一个不能在大陆公开讨论的话题，也成为香港法律体系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政治议题。
因此，这场案件最终留下的并不是一份简单的法院判决，而是一条新的政治边界：当一个人从纪念死难者走向追问责任，当一个组织从历史记忆走向要求政治改革，国家权力可以在什么位置把它定义为犯罪？如果答案越来越取决于执政者对政治安全的解释，那么香港曾经拥有的那种公开讨论历史、批评政府和提出制度改革意见的空间，就很难真正恢复。李卓人和邹幸彤最终会被判多少年仍要等候后续程序，但六四记忆在香港从公共广场进入刑事法庭的过程，本身已经成为香港政治制度转变最清楚的一份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