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向顷刻发生逆转——助党整风变成了反右派运动。
首先被揪出的右派，大都是各系的教授。我们中文系教授任铭善也在其列。
那时我对政治太无知了，根本想都没想到这个运动会搞到我。我个性沉默寡言，座谈会上极少发言，也没有写过大字报，所以心中坦然。可是一天，党委副书记朱子英忽然走进了我的寝室。坐定之后，他开门见山，切入正题，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摊在我面前，指着说：
"这是你的朋友陈松泠转来的信，你在信中的一些言论，是极端错误的。"
我一看，果然是不久前我写给陈松泠的信，有的句子下面划了些红杠子。原来我和他谈起我校的鸣放情形，以及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我谈到肃反时学校党委发动教师斗"反革命分子"，可是最后却查明不过是些早已交代过的历史问题，并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这场运动却导致中文系一位张姓教师自杀，并严重地伤害了同事之间的感情。我还连带谈到苏联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认为在肃摘问题上，我们也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
信中划了红杠的地方，就是这些句子。
但我写这封信的本意，其实主要并非批评共产党的错误，而是称颂共产党的伟大，称颂这次整风运动。共产党虽然过去犯过这些错误，但认识了错误后，就决心改正，这正是共产党、毛主席伟大的地方。我还表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会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途是光明的。
一个思维正常、不带偏见的人，谁都看得出这是信中的主题思想，十分明确。我指着信末这些热情洋溢，真诚赞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进行剖白和自辩。
朱子英对我的辩解不置可否，谈了几句就走了。
第二天就召开了一场对我的批判会，除了中文系全体教师外，别的系也派来了代表。会上的积极分子众口一词，都咬定我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虽然在信中极口赞扬共产党和毛主席，但是对这些一心要置我于死地的打手们，无论怎样昭如日月的真理，都可把它踩在脚下；他们可以完全不顾逻辑，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在后台的支持下，狂吠怒号，扑在猎物的身上乱撕乱咬。
对这场从大鸣大放到反右运动的急剧转变，我的思想怎么也转不过来。伟大领袖不是保证"言者无罪"，保证"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吗？一国的领袖，怎么能这样言而无信？提意见的人是否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我不知道，至于我本人，自问确实是一片真心，没有一丝一毫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我感到委屈，百思不得其解。
比起北京这个"首善之区"和四川、陕西等地来，浙江对右派的处理甚至可说是极其仁慈，极其人道的。我校的右派都被作为一般干部，下放到萧山一个生产队里劳动，而且不宣布右派身份。农民是淳朴善良的，虽然也知道他们的底细，但都把他们看作同志，态度亲切，而不是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
可是，对我的处分却不同：我是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我获得这样的处分，也是由于我的幼稚无知和轻信。
一位监管我的党员"启发"我：在系里处理我的会上，我应该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思想向党汇报，以表明自己的真诚悔过。我真是个傻瓜，果然老老实实地认真交代，把自己的思想从不通到想通的过程一锅子端出来。结果领导并没有如这位党员所说，把这看作是我真诚悔过的表现（也许这里又埋藏着一个"阳谋"），反而把我的发言看成"猖狂反扑"，因而给了我从重的处分。
系领导在会上宣布对我的处分时说，本来他们并不打算这样处分我的，但鉴于我的恶劣态度，他们要另作考虑了。推想起来，这些审判官们一定怀着险恶的心理：一个恶霸的儿子必定会遭人痛恨，回到自己的家乡，群众会把对"恶霸"父亲的仇恨发泄在儿子身上，够我消受的。可是共产党的悖逆的逻辑常常与现实相左：他们以为被处以极刑的人，一定是遭群众痛恨的恶人，却不会反省他们自己在滥杀无辜，杀的却正是受人同情的好人。
我父亲不但与人无怨无仇，而且做了许多好事，比如为人排难解纷，给人治病等等，因此深受村人的敬重。年青时他自学中医，虽不以行医为业，但常为村人义诊，把不少人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农民是知恩的，受惠者把他看作恩人。村人知道父亲要被处死，企图营救他，发动贫下中农在申请书上按指印，呼吁土改队赦免他。当然，共产党决不会倾听这样的呼声的，它的政策就是要大杀地主。
这些情况，当然是我的审判官们始料不及的。他们没有想到，对我的重判反而便宜了我，使我的劳改生活过得更轻松愉快。
我在家乡监督劳动七年，除了三年饥荒时得了浮肿病，几乎饿死外，我从没有像在杭州学校里那样，受人歧视，受人欺凌和斗争。生活在淳朴的村人之间，我反而感到温暖。特别是村中的老人，都同情我，照顾我，觉得我不应受此不公正的处分。但当然也有个别共产党的流氓干部给我穿小鞋——不过同别的地方的右派相比起来，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于一九六三年摘了右派帽子，一九六五年回校。次年，十年文革的黑暗时代开始了。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对老师们的某一句话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有些观点简直荒唐透顶，十分可笑。运动迅速发展，许多人被批斗，另一些人被戴高帽，挂牌游行。我本人也挂过写着"牛鬼蛇神"的大牌，关过牛棚。
我对这些现象感到迷惘，但此时我还沈迷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梦里，没有觉醒过来。我还相信毛泽东是真正为了反修防修才发动这个运动的，至于"革命群众"，我以为他们幼稚无知，做事走极端，其实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政策的。
这场运动愈来愈失控了，特别是武斗，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杀自己人，使我十分反感。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时，我更感困惑不解了：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并肩战斗过来的同志，竟忽然成了叛徒、内奸、工贼，真太难想像了。
直至林彪事件发生后，我才由怀疑到豁然大悟：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党内的一场权力之争。毛泽东的真实面目终于彻底暴露了。官方拿出来为毛泽东文过饰非的所有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无法自圆其说。伟大、英明、一贯正确、从不犯错的领袖形象，在事实面前土崩瓦解。我开始明白，那些被冠以"走资派"的干部，其实都是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建设者，而所谓的"革命群众"，不过是被蒙蔽的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