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出生于1917年，他的父亲曾追随孙中山，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少年李锐在湖南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进入武汉大学就读后，他频繁参与和组织学生运动，并在1937年入党。
李锐是一位以敢言闻名的中共改革派人士，曾说服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推迟三峡工程的上马，并因此被毛泽东选作秘书，在文革结束后组建了后备干部“第三梯队”。
6月19日，美国之音刊登了对李锐女儿李南央的采访报导，介绍她父亲对中共罪恶历史的反思过程。
李锐三次受难 直言毛泽东搞邪教
李锐与许多中共高官一样，在数次党内政治斗争中经历过起起落落，甚至身陷囹圄。
第一次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他的同学魏泽在面对调查时承认自己是“特务”，称李锐是他的“上级”，因此李锐随后被关禁闭近一年多，并多次面临逼供。
李南央说，父亲后来告诉她，当时他五天五夜不许睡觉，不许眨眼睛，他熬过来了。关到保安处的另一个人，15天15夜不许睡觉，而且是把人绑在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捆起来。
李锐在晚年曾对延安整风有过深刻反思，他在《李锐口述往事》一书中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对自己人的整肃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苏区的肃反、打AB团等，共杀了十万人，直到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各根据地的反托派，小的无数，真是太可怕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结论。”
他表示“所谓整风，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整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没有成为‘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
第二次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当时李锐对“大跃进”提出了一些质疑，他批评“以钢为纲”的口号，指运动中钢的指标超出客观实际。会议后期，李锐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送往北大荒劳改，差点被饿死。
第三次则是在1967年文革期间，他因向中央专案组揭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而被抓进秦城监狱，关入单人牢房，一关就是8年。
李锐曾直言毛泽东在文革中搞的那一套就是邪教，“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
李锐人生转折点
文革结束后李锐复出，1979年，他跟随中国能源考察团出访巴西和美国，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李南央说，我问过我父亲，你从什么时候就比较大彻大悟了？是不是因为59年庐山会议把你给开除（党籍）以后，文化大革命你又在秦城监狱里头呆着，所以就想明白了。他说不是。他说是他平反复出以后，1979年，我记得应该是5月份到美国来。
李锐告诉女儿，一下飞机，他一下就明白了，彻底醒悟，“共产党完全错了”。
李南央说，父亲看到美国那种富足，老百姓那种自由，脸上那种很随意、很坦然的样子，大家都很平和的氛围。父亲对超市、大街上的汽车、高速公路都特别有兴趣。原来美国是这个样子，西方世界已经这样富足了。
李锐在日记中写到，在美国他第一次去了超级市场，看到超市里“应有尽有，方便之至”。
李锐在他的口述回忆书中说，“这次出访，应当讲，对于我们自己一贯自诩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脑子里面是没有了；不单是水电，而是从整个的社会生活和制度来讲，人家的资本主义更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
中共六四开枪 李锐要女儿离开中国
1989年的“六四事件”，让李锐对共产党更加失望。他对女儿说，这个党没有味道了，这个国家没有味道了，你能走就带着女儿走吧。
李南央表示，父亲能静下心来，彻底地回过头去反思中共，应该是在六四以后。“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党了。他觉得共产党走到这一步就已经完了，走到头了。”
六四以后，当局让李锐接手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他接触到了很多他进延安之前的资料。这一部分的历史档案资料使他非常的震撼。
李南央说，当时邓颖超看着、守着，一定要把周恩来生前的很多东西销毁，这是经过父亲李锐之手的。在销毁之前，他看到了周恩来的很多批示，他觉得比“四人帮”还“四人帮”，那对他也是非常大的震动。他认识到共产党从根儿上，一开始就不对。
李锐最后彻底的醒悟就是习近平要修宪要连任。李南央说，父亲彻底绝望了，因为习近平迈出了这一步，让他彻底看明白了。
2019年2月，李锐去世，享年102岁。中国历史学者、《李锐口述往事》的编纂者之一丁东写道：“李锐先生早年满腔热情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晚年对革命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民族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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