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2021年6月27日讯】李江琳介绍，她家是真正的红色家庭。1948年她父母被编入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大队。南下工作大队就是往南方所谓的“新解放区”派干部。每攻下一座城市，就留下一批官员。
李江琳的父母就是这样被留在了江西。童年时享受着革命家庭的特权，认为革命就是天经地义。直到文革爆发，她父亲被打成走资派，10岁的她被老师逼着和家庭划清界限，后随母亲下乡，一家人天各一方，再聚首已是70年代中期。
她的父亲1940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在反右期间有一点抗上，拒绝在他们单位里打出5%的右派，大概跟这个有关，最后他就一直没有提上去”。她说，“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是他内在有一种傲骨，不提拔就不提拔，所以他在文革中也被整得很惨。”
李江琳来到乡下，农村的贫穷让她非常震惊，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变。她说，“由于天生张扬的个性，在那时候被压制得非常厉害，动不动就被全校批斗，都成常事儿了。”
她开始从一个“傻乎乎的小姑娘”不得不去思考父辈打江山的意义所在。多年来的痛苦思考、文献收集，与历史见证者的对谈，不断冲刷著那个红色家庭在她身上的烙印，一步步使她变成一个全新的人。
林彪事件让李江琳震惊、恐惧
李江琳对美国之音说，“对中共历史的研究越彻底，我对这场所谓革命的否定也就越彻底。”
她表示：“让我产生真正怀疑的是林彪事件。这个事情让我如此震惊，完全超乎了我的想像和理解。那件事给我带来很深的恐惧感，我觉得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和所宣传的一切是不一样的。但是到底怎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
对李江琳一个直接冲击是，她父母的一个好朋友自杀。“这个叔叔是个东北人，时不时会到我们家来。 他的性格也是有一点抗上，每次运动都挨整。他们自称是‘老运动员’。后来好像是74年在批林批孔中，他又挨整，他就上吊自杀了。”
那时候，李江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革命是为什么呢？这些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变，你们的生活也这么痛苦。“像我父母那一代的人，第一代革命建政的人，在后来的运动中一次一次地被整。不管你们当年是怎么预想的，这个结果相差得如此之大，那么这次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李江琳认为，“对中国这个革命就应该全盘否定的。你说谁得益了，对不对？这是我这样一个来自红色家庭的人，在经历了巨大反差和巨大的震荡后得出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思考的人，你是很难会避免这种比较。其实我当年也是一个傻乎乎的小姑娘，但是这种反差让你不得不去思考。”
她表示，“首先我们要搞清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它派了一个人，维经斯基到中国来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成立，负责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建立共产党的工作。4月，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到北京，化名吴廷康，见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说服他们组建中国共产党。
她认为：“中国共产党它不是民众自发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是彻底的外国代理人。”
1921年6月《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就讲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问题。
她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直到延安时代，它都是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一个支部，是隶属共产国际的。它的所有重大决定、人事变化，还有所谓的长征，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中共建党百年史一路杀过来
李江琳表示，“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对我认知颠覆最大的应该是一连串的苏区镇反，对自己人的残杀，不仅是对敌人。”
这里面的例子就太多了，她举例说，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对民众的镇压，毛泽东他们在江西打AB团对自己人的镇压，还有一些资料到现在还是秘密资料，有关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强行向民众征粮的过程中，对这些中农以上的人的残暴。
1948至1949年他们进云南和四川征粮过程中的残酷也是引发当地暴动的原因之一。
李江琳说：“你从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它推行所有的政策时候所用就方法——暴力，极其残酷的暴力，就是一路杀过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谁不服从就杀谁。”
她举例说，从1959年的拉萨到1989年的北京，它是同样的手法。1959年拉萨事件后对藏人的大批关押，把藏人的精英几乎扫荡干净，对维吾尔人的方式也是同样的。
“这种对精英的控制从反右开始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要么收买，如果收买不了，不服的，就是找一个罪名抓起来枪毙。它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
李江琳拒绝接受父母的“遗产”
李江琳1982年获得复旦大学英文系学士，1988年获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同年她到美国留学，从打餐馆做起，她要离开家庭的祖荫，一步步走向自己，获布兰戴斯大学犹太历史硕士和纽约皇后学院图书馆学硕士。目前居住在美国。
李江琳说，她的母亲始终不理解，她（女儿）为什么会成这样，“我一度也想使她理解，这个革命是错的。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已经不可能走出他们的思维。”
“我妈妈18岁就加入了中共。他们进入了这个体制、这个系统之后，被系统地洗脑，洗得极其彻底。然后她发现，这个组织是她的一切，不止是物质来源，也是精神来源。当组织不给你一个指导、一个命令、一个纲领，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做。她现在已经90岁了，她一生没有任何其它思维的可能性。”
李江琳说，“我妈妈晚年的时候到美国来过，在我这里待了8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当然我也会给她看一些其它的东西。她会对有些东西有一些思考，但是这个思考是不能离开她这个格局的，后来我也完全理解。”
“但是我只能说，这不是我的路，”李江琳表示：“我在我的时代，我有权利，也应该做出我的选择。我的选择就是摒弃这一切。我拒绝接受你们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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