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研发高超音速导弹

10月27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在彭博（Bloomberg）电视的采访中证实，中共军方最近进行了一次进入太空轨道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米利表示，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非常接近“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并“引起我们的全面关注”。

10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引用5个匿名消息来源说，中共军方今年8月发射了1枚运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箭，该飞行器在低轨道空间飞行，绕地球一周，然后对地面目标巡航攻击，偏离目标32公里。该报导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此次试验表明，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比美国官员意识到的要先进得多。”

但是，力挺拜登行政当局的《纽约时报》10月20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援引一些专家的意见表示，“负责报告轨道事件的美国军事单位公开的关于中国8月的发射信息中没有任何与新闻报导中声称的武器试验相符”，“对试射的一些描述是危言耸听”。

《纽约时报》当时试图淡化《金融时报》这则消息对美国决策圈的冲击，其来有自。因为这则消息事关中美冷战，而拜登则对中美冷战持“鸵鸟”态度，拒不承认这种状态的存在，反而称中美关系是“竞争”关系。9月21日拜登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说，“我们不是在寻求一场新的冷战，也不是在寻求一个分成泾渭分明集团的世界”。他似乎是想表明，只要美国不寻求冷战，中美冷战就不曾发生过。

然而，米利的讲话表明，中共这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米利是拜登高度信任的人，9月15日拜登还力挺米利说，自己对米利很有信心。米利原来是川普总统任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军令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但他却在川普总统这位军队总司令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年10月两次秘密与中共军方通电话，并向联邦众议院的民主党议长佩罗西输诚。大概就是因为有这些对民主党的“功劳”，拜登进白宫之后，保留了米利的职务。而米利的这次讲话却无疑给拜登造成了压力。

二、“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冷战升级时点

米利把共军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看作是“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这个说法本身具有很深的含义，因为在冷战史上“斯普特尼克时刻”不仅代表着现实世界中美国与红色大国之间的冷战已经存在，而且代表着这场冷战到了一个升级的时点。

Sputnik并非人名或地名，也不是英文单词，而是俄文单词cпутник（意指卫星）的英文拼写。而“斯普特尼克时刻”则是美苏冷战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红色大国造成的、对美国构成重大冲击的冷战升级事件。

美苏冷战从二战后就在欧洲开始了，随着苏联盗窃美国的核武器机密，完成了原子弹研制，核弹头的投送手段就成为双方扩军备战所关注的重点。美苏两国除了发展战略空军用来投放核炸弹之外，还开始研制中程乃至远程导弹；而能够向太空投送人造卫星的远程导弹，就可以成为用来投射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当时美国一直以为，自己在导弹和航天领域居于领先地位，但美国尝试发射过两次人造卫星，均未成功。

实际上，二战结束后，苏联从世界上最早研发使用导弹的德国获取了大量技术资料，还强迫一大批德国的导弹专家和技术人员到苏联研发导弹。因此苏联当时的导弹技术其实已领先美国了，但美国军方没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掌握苏联研发远程导弹的情报。

直到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即俄文的“卫星”1号），立刻震惊了美国决策圈。这标志着美国的远程导弹技术实际上落后于苏联；而在冷战状态下，此局面也意味着，美国将处在苏联洲际导弹核攻击的威胁之下而没有防御手段。因此美国立即开始了多方位的远程导弹和太空活动方面的扩军备战，美苏冷战由此升级到一个新的、更紧张的阶段。对美国来说，美苏冷战时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斯普特尼克号危机”。为了应对这场战略上的国家安全危机，美国必须提升美苏冷战中与苏联对抗的层级，全力以赴地为洲际导弹和太空竞赛努力。

“斯普特尼克危机”当时在美国引发了一连串活动和安排：一，美国军方专家在两天内计算出了“斯普特尼克1号”的太空轨道；二，1958年2月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具有研究和设计能力的高阶防卫部门，名称是高等研究计划局（DARPA）；三，1958年7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成立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推动了第一个载人航天计划（“水星”计划），并开始了培养新一代工程师的教育计划，科学界因此获得大量研究资金；四，开启了美国研发洲际导弹的“北极星弹道导弹计划”，肯尼迪总统要求美国的洲际导弹数量要远远超过当时苏联的弹道导弹。此后，苏联在冷战中失去了科技领先的优势，而美国取得了主导地位，也保证了国家安全。

三、中美冷战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意味着什么？

就像美苏冷战是苏联点燃的一样，中美冷战也是由中共点燃的。

2000年上半年中共开始了一系列公开核威胁美国的行动。首先，中共于去年1月派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演习，公开摆出威胁珍珠港的姿态；其次，3月中共宣布强占南海国际海域，用人造岛组成海军基地群，把南海变成其威胁美国的带核弹头洲际导弹的核潜艇舰队的“发射阵地”；再次，中共于6月宣布，用北斗卫星系统完成了对美国全境实行精准核打击的核大战部署；第四，今年冬春中共派出航母舰队在南海和东海与美军航母舰队对峙。到此为止，中共已用这些军事行动表明，它故意而主动地发起了针对美国的冷战式核威胁；但共军采用的军事技术手段仍然是二战后的传统方式。

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之后，无论美国官方如何解释，事实上中美之间已经不再是“友好竞争”的关系，而是冷战的核威胁之下的敌对关系。这不是拜登用“不寻求新冷战”就可以敷衍过去的，因为中共正在寻求新冷战，美国只能应对中共的核威胁；拜登的“不寻求新冷战”，只不过表明了他的软弱姿态，但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这个事实，却是拜登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

当然，美国不甚担心中共的核威胁，却也是事实，因为美国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已使用了几十年，完备而有效。美苏冷战结束之后，中美蜜月依旧继续，美国没有了冷战对手，对红色大国可能的远程核威胁（包括陆基和潜射洲际导弹）多少有些掉以轻心，以为使用美苏冷战时期美国防卫远程核威胁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即可应付。但是，美国军方显然没料到，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之后，会如此之快地在20个月里就进一步升级了中美冷战，把中美冷战推到了“斯普特尼克时刻”。

今年8月中共发射的高超音速武器与1957年苏联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一样，代表着中共运载核弹头的投射工具升级进入了一个新的层级，也意味着中共的远程核威胁手段领先美国了。而美国目前不但没有反制手段，也没有可以用来防御这种武器的技术能力。美国先前在美苏冷战中战胜了苏联，关键是从“斯普特尼克号危机”中警醒，开始了一系列科技研发，从而取得了遏制苏联核威胁的优势。现在美国在中美冷战中遇到了第二次“斯普特尼克号危机”，它的反应如何呢？

四、美国军方对新“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反应

作为军令系统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能是研究军事战略、制定作战计划、完成军事训练、指挥各军种的活动；而负责确定军事方针、装备研发和军费使用的，是作为军政系统的国防部。既然美国目前没有应对中共新的核威胁的手段，这个难题就交到了负责国防大政方针的由文官支配的国防部手里。所以，美国军令系统发出危机警号之时，军政部门如何应对才是关键。

当然，拜登的态度也至关重要。然而，到现在为止，拜登正忙于出国外交。他10月30日到31日去罗马参加G20峰会；然后11月1日到英国北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全球气候变化高峰会议。在此期间，他完全无暇顾及美国军令系统关于第二次“斯普特尼克号危机”的警号。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对中共发射高超音速武器的有关报导只表示关切，但试图按照拜登的既定方针，淡化中共新的核威胁手段的意义。他表示，自己不愿意为中共试射高超音速武器贴上“斯普特尼克时刻”的标签，也拒绝对中共这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的技术先进性以及是否已领先美国这一问题作出直接答复。他只是表示：“这项技术对我们不陌生，我们对掌握这项技术也考虑过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不仅包括我们自身努力掌握这类技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有防御能力，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这项防御能力。”

而美国裁军大使伍德（Robert Wood）则表示，美方对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非常关注”，“如果你是一个成为该技术目标的国家，你就会想出一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免受其害……因此我们开始研究其它的应用和防御性应用……这是继续加速军备竞赛”；同时他表示，“我们不知道如何对这种技术进行防御”，“中国和俄罗斯也不知道”。

多年来美国军令系统的将领一直在警告红色大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危险。这种武器的速度超过音速的5倍，而且可携带核弹。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约翰‧海滕（John Hyten）曾在2018年发出警告，华盛顿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最佳防御是，拥有发动类似进攻的能力；当时他说：“我们没有任何防御手段可以阻止一枚这类武器针对我们的部署。”

早在2011年，美国国防部曾经造出了高超音速样机，但奥巴马时代的五角大楼官员们考虑到这项技术会带来太空军事化的加速，因此搁置了高超音速飞机的研发。而中共和俄罗斯却事实上在不断加速太空军事化，全力以赴地研发高超音速武器。这就迫使美国重新恢复对这项技术如何武器化的研发。今年9月27日五角大楼宣布，国防部属下的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与美国空军完成了对空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HAWC）的一次飞行测试并取得成功。国防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部主任麦克‧怀特（Mike White）今年6月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主办的讨论会上说，美军正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目标是2025年前后测试在空中、地面和海上发射高超音速武器，并制造出这些武器。他还说，除了攻击性高超音速武器之外，国防部也在积极研发能防御中共和俄罗斯等潜在对手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攻击，包括在发射、滑翔和终段拦截敌方的武器。

显然，在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二次“斯普特尼克号危机”到来之际，目前军事上要应对两大任务：其一是研发同类武器，在太空军备竞赛中取得与中共的均势；其二是研发这种武器的防御系统，而目前没有任何国家在防御方面取得进展，美、中、俄这几个大国都没研制出有效的高超音速导弹防御系统。

更重要的是，拜登会继续其美中关系方面的“鸵鸟政策”吗？当年美国首次遇到“斯普特尼克号危机”之后，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持坚定的反共立场，而1960年上任的年青的肯尼迪总统则坚定地支持并推进美国的国防高科技研发，他们两人为美国走出“斯普特尼克号危机”作出了贡献。然而，拜登及其同党在意识形态上恰恰与艾森豪威尔相反，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他会为美国做什么？世界正在拭目以待，美国进入第二次“斯普特尼克号危机”，中美冷战已经升级，这比用“气候变化”来掩盖的那不靠谱的所谓“地球暖化”派们所关心的事，无疑要紧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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