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4月30日讯】今日焦点：中共高调反日，日本一招让其哑火，中国网友笑评“被击中死穴，无法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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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11月，中共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及台湾防务的言论，掀起反日浪潮，调门非常高。比如，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摆出一副非要把高市早苗赶下台的姿态，给她定了“九宗罪”。中共战机还用雷达照射日本战机，挑衅意味明显，就差明着对日本战机开火了。
对于中共隔一段时间就搞一次反日的行为，日本已经习以为常了。中共越是起劲反日，日本民众对高市内阁的支持度反而越高。2025年12月22日，日经新闻公布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达到了75%。
对于中共的咄咄逼人，日方也没有针锋相对，而是用一个常态化的举措，直击中共死穴，让中共措手不及。
那么，日本政府的这个常态化举措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2025年12月5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仅一个半月，就按规定公布了19名内阁成员及其家人的全部财产。
高市早苗申报的总资产为3206万日元（约150万人民币），在19名内阁成员中排名第十。
排名第一的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的总资产为2亿7248万日元（约1300万人民币）。小泉的资产全部登记在妻子泷川克里斯汀名下，其中有国债7000万日元，公司债7764万日元，其它有价证券1.2484亿日元。另外，他还申报了持有东京Metro公司700股股票。
排名第二的是外相茂木敏充。他的总资产为1.9397亿日元（约1000万元人民币），包括有价证券等1.7894亿日元，栃木县足利市的不动产1503万日元，以及他持有5家公司的共24.33万股股票。
排名第三的是总务大臣林芳正。他的总资产为1.5088亿日元（约700万人民币），包括不动产1.3788亿日元、存款等1300万日元，以及他持有的高尔夫会员权及股票。
那么，高市内阁为什么要公开财产呢？
这还要从1984年说起，为了防止腐败，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根据“大臣规范”，首次公开了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的财产；到了宇野内阁时期，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扩大到官员的配偶及子女。
1992年，日本通过“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将财产公开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国会议员。
等到了2001年，日本内阁又通过了“大臣规范”，其中规定，首相、正副大臣、政务官在就任和离任时，要公布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所有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
而高市早苗的内阁成员，就是根据“大臣规范”中的要求，公示他们所有的财产。
其实，根据日本法律，需要公示财产的不只是内阁成员。一旦成为政治家和主要公职人员，就必须公开财产，而且不能以“个人隐私”为由拒绝。
为了确保官员公开的财产的真实性，日本建立了双重查证制度，分别是内阁府的调查核实，以及有选举权的国民的调查核实。
正是这种双重监督机制，让日本政治家不敢故意虚报或隐瞒自己的财产。这是日本社会官场清廉，政府反腐成本低、贪官较少的根本原因。
高市内阁公布财产的行为，在中国网民中引发强烈反响。
有网友称：“开始出真招了，比什么军舰航母厉害多了，其实老外对我们了解得门清门清，就看这边怎么收场。”
“最简单最平常最容易的一招，就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将对手吓得头都不敢抬。”
有网友说：“这是针对我们的死穴下手啊，在这敏感之际。我们怎么回怼？是从从容容，还是连滚带爬？”；“这比介入台海，杀伤力还大！”
还有网友说，“不按套路出牌，这招点了（中共）死穴，根本没法接”。
不敢披露的贪腐金额
为什么网友说“日本此举直击中共死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习近平等七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无论无何，都不敢对外公布自己及其家人的财产。
最值得关注的是，习当局不仅不敢公布自己及其家人的财产，还不敢公布已被查办的“某些大人物”的贪腐金额。
比如，2013年，习掀起反腐打虎行动，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原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原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等人落马。
在宣布这些人的罪行时，中共当局并没有说明他们具体贪了多少钱，只是说，“数额特别巨大”。但到底有多巨大？中共所有的党媒，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杂志，等等，全都装聋作哑。有些胆子大一点的媒体，也只敢侧面暗示，不敢触碰其具体数字。
比如《凤凰周刊》曾报导称，仅从徐才厚在北京阜成路一处豪宅地下室，查抄出的美元、欧元、人民币等现金，就有1吨多重！各种金银珠宝更是数不胜数。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中共军方高层人士透露，徐才厚在临死前，曾对专案组的人说：“郭伯雄的问题比我严重得多。”
而前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则对《新京报》的记者说：“张阳的问题比郭伯雄、徐才厚还严重，张阳涉案数额巨大，作为政治部主任，他‘五毒俱全’。”
再比如，2022年，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三连任”后，火箭军大案爆发。随后，中共军队掀起一轮又一轮清洗，一大批上将、中将、少将被查办。其中包括：原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原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原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原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等。
既然是军队贪腐大案，那么这些人到底贪了多少钱呢？中共当局仍然不提具体数字，只说“数额特别巨大”。到底有多巨大，可能是很多普通的中国民众，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公布财产 = 要中共的命？
为什么被中共描述为“罪大恶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成员敢堂堂正正带头公开自己及家人的财产，而自称代表“正义良知”的中共连已被查办的军方严重腐败分子的贪腐金额都不敢公布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公布财产，等同于要中共的命。所有人都知道，如今的中共是全世界最腐败的党，从上到下，几乎无官不贪。最为可怕的是，中共打破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惯例。
在中共官方的反腐通报中，很多级别很低的小官，犯下的却是惊天大案。
比如，原辽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女局长罗亚平，级别仅为科级，但她贪腐的金额超过1.4亿人民币。
原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满族乡曙光村党总支书记于福祥，一个连芝麻官都算不上的村官，他的贪腐金额超过2亿人民币。
原西安市雁塔区丈八街道东滩社区主任于凡，一个普通的社区干部，其贪腐金额高达1.2亿人民币。
对于这种情况，很多人在问，自习近平上台后，就不断发起反腐行动，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贪官？
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话来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也就是说，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很多国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据世界银行统计，早在2016年，世界上就有153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
那么，中共知不知道这一制度呢？当然知道。早在1988年的中共“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提出有关公务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动议。1994年，中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
但直到三十多年后的2025年，中共的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法都没有出台。
2019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发表文章《财产公示，请自常委始》。在文章中，他建议：“请七位常委带头公示财产。笔者已聆听多次：打铁先要自身硬。带头公示财产是自证清白和垂范官场的好方式。如是，则不怕申报公示推行不下去。”
截止2025年年底，郑也夫教授的建议已提出整整6年，但习近平等七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对其建议，全都视而不见，听耳不闻。原因很简单，让中共七常委带头公布财产，岂不是要了他们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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