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递给我一件花衬衫。我迟疑了一下，穿上了。她又递给我一把花雨伞。我意识到，她想要我男扮女装，以逃避公安（警察）的抓捕。每一个假期结束我离家返校的时候，妈妈都会哭，但是那天她没有哭——而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面。

那一天是1989年6月9日。我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作为本地学生抗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我预感到危险，决定离家去学校。一场大抓捕正在展开。我的同伴们，其他学生领袖，有的在家里被抓捕，有的在逃亡的路上被拦截。

一个月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在中国各地发生。这场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支持。我们都相信，青春、热血、呐喊、眼泪、罢课、绝食……正在为中国迎来民主和自由的未来。

小镇上的人们，看着打扮略微有些怪异的我匆匆离去。两个小时以后，一队警车呼啸开来。他们告诉公安说：他已经走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确切地知道，我们参与了改变世界。中国八九民运促进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发生，是冷战时代结束的序幕。但是，世界没有帮助我们改变中国。急于欢庆胜利的西方世界不仅抛弃了中国的这场伟大的运动——尽管帮助了运动参与者的逃亡——而且养虎为患，以至今日自取其辱，在强大的杀人政府面前不知所措。

“我感到难过，因为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国错过了和世界携手并肩的机会，正在和西方国家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2019年5月23日，我在日内瓦大学的一个演讲中说，“这里的人们，将会迎来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结束的象征；而中国抗议者们等来的是机枪和坦克，以及延续至今的政治高压。”

我想到当年那个有些难为情地穿上花衬衫、撑着花雨伞、与抓捕他的警车队擦肩而过的青年。我用不流利的英语继续读着演讲稿：“讽刺的是，三十年来，西方世界还以为中国和他们走的是同一个方向，历史已经终结，自由照亮全球。直到今天，他们才幡然醒悟，发现不是西方在和平改变中国，而是中国在迅速改变世界。”

最好的中国与最坏的中国

在演讲开始之前，张宁教授（Prof. Laure Zhang）朗读了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刚刚发表的诗作《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Why We Remember June Fourth）。这首诗全面讲述了我们要记住六四的原因。张宁教授悲愤而泣，竟不忍终读，左飞教授（Prof. Nocolas Zufferey）又继续朗读完。

诗中写道：“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我想要补充说，不仅如此，而且镇压让好人变成了坏人，让最好的中国变成了最坏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人，大概很难想象我们曾经有过那么美好的时光，那么动人的历史场景。就在镇压的前几天，我们去大型工厂成都无缝钢管厂（420厂）门口广场演讲。由于当时民众热情支持运动，大学生募捐太容易，可能出现骗局，我们决定不收捐款。一个女人拿着100元人民币，坚持要我们收下，我们不肯违规。她几乎跪下了，求我们收下，说这是给她儿子的钱，因为此刻她儿子正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她为儿子感到骄傲。

正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而且得到父母支持的不只有平民百姓的孩子。一位见证人告诉我说，某国大使的儿子也在其中，大使也为之感到骄傲。直到镇压前几日，大使被召回国。再次回来之后，大使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召集使馆人员训话，对抗议者严厉谴责，坚决支持武力镇压。

你可以说政客本性投机，见风使舵，未必由好变坏。可是，我们要知道人性善恶并非本质主义，本身就受社会塑造，在不同的境况中流动。

中国南方一座小城，“六四”十周年前后的一个周日，我和一位记者坐在距离市委大院不远的街边石阶上。我们第一次见面。阳光照得让人感觉惬意而又散淡。他突然解开衬衫，我看见他几乎半个身体留下了烧伤的疤痕。

十年前，他在天安门广场。屠杀进行时，他中弹倒在长安街边，血流如注。士兵不断地朝着人群边界扫射。勇敢的无名群众，将他抬上三轮车，冒着被枪杀的风险，利用扫射间歇，穿过长安街冲向医院。随后，他被辗转于多户人家躲藏。最后，一位退休副部长秘密收留他在家养伤，长达一个多月。

我将花衬衫换成军训时发的绿军装，回到空荡荡的校园，畅快地睡了三天。第四天，一位在运动中热情地支持我们的老师找到了我，让我跟他出去走一走。从他局促的表情，我知道他带着任务，但还是跟他去了。到了一个房间，我被关押起来。

“他们不只是懦弱，而且为了正当化自己的苟且生存，还要污名勇敢的抗争者。”萧强对我说。这是2019年5月28日，我和他在柏林一家咖啡馆聊天。三十年前的屠杀之后，萧强中断了物理学博士学业，投身人权事业，随后又创办了抵抗审查的媒体《中国数字时代》。

荒谬的与耻辱的

“六四”二十周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当时，中国内地维稳体系已经建成，但香港抗争力量仍见薪火相传，蔚为大观。我和一位从美国赶来的“六四”亲历者赶赴现场的时候，天色未晚，但烛光已经纷纷点燃。

一周以后，我在香港一家酒店接受了好友梁文道的访谈。在他以《正义——与长平对谈》为标题发表的访谈记录中，我讲述了当晚在现场的感受——那天晚上我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这20年来，我们大陆的在这件事情上太荒谬了。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主流舆论还是非主流意见，完全不曾公开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可能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真觉得我那20年太过荒谬，我今天都还在想办法来对付这个事情……太荒谬了！

又十年过去了，荒谬感不减反增。2019年5月27日，在柏林一位好友家里，她问我“六四”的情感记忆，我竟一时语塞。

我只记起来，2007年“六四”纪念日，我写过一首诗《活着是可耻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理解我所描述的压抑和羞耻，但那就是很多“六四”亲历者的日常生活。我写道：

写诗是可耻的
说话也是可耻的
活着就是可耻的
做爱是可耻的
吃饭也是可耻的
活着就是可耻的
……
不知道是可耻的
知道也是可耻的
活着就是可耻的
忘记是可耻的
记住也是可耻的
活着就是可耻的

每年“六四”纪念日，我都会写文章。近年来有机会在当日发表，自2012年以来分别发表在香港、德国和台湾等地的多家媒体上。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对耻辱记忆的一种抵制。

2014年6月4日，我在《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发表文章《镇压仍在继续》（Die Unterdrückung geht weiter），其中写道：

1989年前后，这种意识形态宣告破产。中共改写宣传模式，告诉民众世界上没有正义，无论个人之间还是国际关系，只有充满阴谋的利益算计。这种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使权贵阶层摆脱了“六四”的历史诘问。

2018年6月4日，我在本专栏即德国之声“长平观察”发表文章《“六四”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摧毁》中写道：

向魔鬼屈服，以及在与魔鬼的合作中找到快乐，并不是中国人特殊的民族性格。中共的强大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难题，整个人类文明的正义观都受到挑战。所有在专制者的巨大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都不得不思考：短暂的人生该如何度过？历史长河中的正义，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有何意义？

1989年7月，在被关押一个月之后，我得到了释放。随后的三十年里，我一直在与“自由牢笼”进行抗争，最后不得不去国离乡。2016年以后，为了保护留在中国的亲人，我切断了和他们的联系。也许，在妈妈的眼里，我仍然是当年那个穿着花衬衫、撑着花雨伞逃离家乡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