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北京城的腥风血雨，将一批知识分子和广场学生打向天涯。三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异国他乡思考和奋斗。“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是他们的真实心态，不过当年那场运动悲惨结局以及中国发展之道路，仍然是他们放不下的心结。一批过来人谈他们的六四观和世界观。

1989年6月3日晚和6月4日凌晨，北京发生了军队动用坦克机枪镇压示威者惨案，伤亡惨重，史称“六四事件”。枪响后，随之而来的通缉令和残酷政治现实，迫使一些学生领袖和被当局认为是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其中就有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长严家祺。

严家祺去国前就在中国政治圈颇有名气：他是文革后恢复社科院政治学所后的首任所长，他和妻子高皋共同撰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100万册，是在大陆改革开放气氛浓厚领导开明情况下得以出版的，如今已成绝响。他积极参与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并很早就提出了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还在总书记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了两年（1986-1987）。他在当年5月学生在广场静坐示威绝食中充当了劝说者和调停人。

六四枪响，严家祺在香港自由民主派帮助下流亡法国后来到了美国。如今，严家祺在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居住，在六四30年之际和美国之音记者有一次对话。

记者问他：“六四镇压和今天中国之崛起有什么关联？六四镇压后，中共强硬派占了上风，整个政治经济局面左转，若不是邓92年到南方讲话，是不是整个国情加上人们的思维方式，又回到了文革之前？三十年，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六四“和中国今天经济发展有何种因果关系？”

严家祺：中国高速发展不是新鲜事

严家祺认为，中国今天的高速发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说：“中国今天发生的事，其他国家早有类似现象发生”。他说，圣经说日光下没有新事。法国19世纪80年代走向民主前，也是在专制政治下经济的大发展的时期，当时法国也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大经济体。他说：法国经济发展与19世纪当时共产主义刚刚产生还没有力量、与当时正在西欧发生的工业革命有关；中国经济发展与六四大屠杀导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衰亡、与互联网的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革命有根本关系。

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严家祺，对中共最高当局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方式和手段，提出了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病要用资本主义手段，也就是经济手段克服。中国今天要消除社会经济中弊病，用政治手段解决，加剧了社会矛盾。”他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新特色”，那就是用一党专政代替了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今天中国的现实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党专政下的“老资本主义”。今日欧美资本主义克服了“老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病，但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孳生的资本主义。他说：“习近平企图回复到毛泽东时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这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20世纪经历了兴起和衰亡。”

早在1979年就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严家祺进一步批评了习近平：六四不恢复真相，中国就没有正义。只要看一看一个心中没有正义、是非观念的人的行为，与有正义观念的人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就可以知道今天中国会怎么样，“习近平去年修改宪法，企图恢复最高权力终身制，就是按现在宪法，最高国家行政权属于国务院，习近平作为国家元首，也没有最高国家行政权，他是明目张胆的违反宪法，中国怎么可能建立法治？”

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博士如今是主办智库的学者，他也谈到了六四镇压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1989年镇压之后，在李鹏的主导下，整个政治经济发展确实有向后倒退的趋势。邓小平的南巡，也确实扭转了这个发展方向，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路线上来。

中国方面对邓小平南方讲话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媒体说，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通称南方谈话。邓小平纪念网发表陈炎兵、何五星的文章说：“讲话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新观点，讲出了新思路，开创了新视野，有了重大新突破，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文章说，邓小平这个重要讲话，“不仅标志着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伟大历史性飞跃的思想结晶——邓小平理论的最终成熟和形成；而且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掀起。”它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对21世纪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仍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王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是邓小平功劳

王丹说：“但我并不认为这是邓小平的功劳”。因为，在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之间，由于政治高压和经济上对民营经济的打击，再加上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中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十分严重。GDP已经呈现负增长的态势。邓小平被迫以退休老人的身份，南巡到深圳挑战北京，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共产党的统治。

六四镇压一年半后也就是1992年初，卸掉所有官职的邓小平以退休老人身份坐专列到深圳等南方城市视察，发表了一些讲话，强调发展经济追赶亚洲四小龙并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被解读为剑指江泽民和李鹏。中国称这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外界称邓南巡。

六四镇压后在通缉名单上排第一的王丹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中国不是回到文革或改革前的问题，而是政权还能不能维持下去的问题。“邓小平南巡，现在被解读为所谓的‘坚持改革开放’并得到正面评价是错误的，事实是，邓更在乎的不是改革开放，而是政权的稳定。他经历过文革，深深知道在六四失去合法性之后，经济如果崩盘，人民的不满会再度爆发。”

王军涛是1976年民运（四五运动）和1989年民运（八九民运）的积极参加者，当时他是研究社会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但是，六四镇压后被打成六四动乱的黑手，遭到通缉于1990年被捕，后被判刑13年。1994年，被从狱中直接“流放”美国，到现在已经25年了。王军涛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师从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现在是专职民运活动家。

王军涛：六四前后发展速度无明显不同

在六四30周年之际，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六四镇压的结果，因为六四之前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发展速度并没什么显著差别。但人们分享发展的果实和机会在这两个时期有很大差异。“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自经济改革带来的活力，这个速度自70年代末就开始了。1989年镇压曾带来两年的低速。邓南巡讲话后重启高速。1989年后的发展速度并不高于1989前的速度。”

王军涛谈到了八九前后也就是邓南方讲话前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之不同：“89前后的发展模式虽然都是以发展为中心，但政府的作用不一样。89前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不直接进入发展。89后政府强势介入经济发展，举债大兴基础建设投资，房地产和金融投机过度发展，为今后危机甚至灾难埋下隐患。”

1976年，年仅17岁的王军涛就卷入了中国政治斗争，他参加了纪念周恩来的活动，被当成幕后黑手被捕坐牢大半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于11月24日获释。14年后的那一天，四处躲藏的王军涛在南方被抓，这次是因为八九民运，当局指控他是“煽动、组织、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案犯”。坐牢三年多后，王军涛被释放到美国。

他说，在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是逐年下行，“中国经济速度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逐年下降。主要是政府感到前些年举债导致的危机需要软着陆。这就是习近平经济思路的出发点。三去一补会降下速度，这是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创造新的动力。”

电视片《河殇》总撰稿苏晓康也谈到了他的六四30周年观感及六四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苏晓康：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代价太大

去国30年的苏晓康说，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秘诀，是廉价劳力优势，这是一个“六四红利”。他认为，1992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是撇开所有制改革，先用国家权力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农村则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后，任凭公开瓜分，接着就是“圈地运动”——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交易双方讨价还价权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部分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部分人降低“费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洛阳纸贵的电视片《河殇》作者苏晓康说：“这一切国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线”。

苏晓康还批评了六四后西方世界对中共的绥靖政策。他说，六四屠杀后，美国为了中国市场而继续迎奉中共，老布什总统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总统接纳中国进WTO，所以“中国奇迹”是西方与中共集权制度的一个合谋结果，中共从六四危机中存活下来并升级为超强集权，并威胁国际社会，西方自己也要负责任。

中国作家苏晓康说，中国所谓“经济起飞”对于中国自身，是摧毁性的，它在价值和生态两个层面，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坊间直说“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环境代价今天已成不争事实，大半个中国沉沦于重度雾霾，中共为挽救他们的江山，不惜毁掉中华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气、江河统统污染了，国人的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民间哀恸“国在山河破”。

流亡作家苏晓康说，六四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率，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他援引地理生物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话说，中国百分之十的年增长率“各种环境问题皆导致巨大的经济代价、社会冲突和健康问题，其中某一个单项都足以引起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但是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不止是个国内事务，而将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

李恒青：六四镇压带来的恶果

1989年参加了天安门运动的积极分子李恒青，如今是美国的经济学者。他在六四30周年之际对美国之音说，“六四”屠杀是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道路上无法忘记的创伤，是历史的伤口。执政当局用机枪和坦克杀戮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不仅仅积累了仇恨，也使中共背上了更沉重的血债。

他说：“邓小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镇压的决定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深知为了能给中共续命，必须要发展经济。因此才有了南巡，才有了‘不改革就下台’的讲话。”

李恒青说，然而，六四屠杀在中共官员心中筑起了一个又一个小天安门，那就是“有反对的声音就坚决镇压”。这才是六四后三十年的红色恐怖——暴力维稳。官员们一方面追求GDP数字，一方面强化维稳体制。搞得没人敢提意见，唯长官意志是从，这才会有中国经济的野蛮发展，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污染了大地、河流和空气，制造出无法消化的过剩的产能，和贫富差距极端化的仇恨，等等。当下的中国是一个畸形的社会。这也正是六四屠杀带来的恶果。

鲍彤：六四不是过去噩梦而是现实存在

在六四30周年之际，身在北京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先生也发表了感言，他在给香港民主派集会一份书面发言稿中说：“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而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一个大‘天安门事件’和其后千千万万个‘小天安门事件’的总和”。“中国人民的集体维权行动，几乎没有不遭国家暴力镇压的”。“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信仰权、言论权、集会结社权和游行示威权都被党国没收了”。

鲍彤说：六四=逆党者亡。自己人先富起来=顺党者昌。这一昌一亡，支配着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政府姓党，军队姓党，科学姓党，高技术姓党，宗教姓党，艺术姓党，发财姓党，娱乐姓党，教育姓党，传媒姓党，监控姓党，……简言之，一切领域无不姓党。

鲍彤曾是1089年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的秘书兼政治局常委秘书，六四后赵紫阳被软禁，鲍彤则失去自由入狱多年。他在六四30周年之际发表书面感言说：“中共的一手是‘六四镇压异己，坦克加冲锋枪’，另一手是‘自己人’发大财。如今‘听党话跟党走’，融汇贯通了邓小平当年‘四项基本原则’的全部。这本是毛泽东的初心，问题是毛泽东做不到。‘喂胡罗卜，当然远不如让他们发大财’，让社会财富潮水般朝‘自己人’转移。中共认为，‘两手铁硬，天下归心’”。

胡平解读六四和发展相互关系

胡平虽然“六四”镇压时已经身在海外，但仍然被列为“异类”而不许回国。去国三十多年的学者胡平认为，六四30周年谈六四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胡平曾发表文章（如何解读中国之崛起）说，当年，中国发生过规模浩大的八九民运，有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参与了这场运动。后来运动遭到镇压，紧接着是苏联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土崩瓦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

胡平在2017年说，那时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而且会取得进一步的胜利。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不会有太多的日子。可是28年之后，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变得跟当时人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中共专制政权不仅没有倒台，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异议作家胡平说，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倒出现了种种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巨大变化。我们每一个人，就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目睹了一个空前的巨大变化、逆转。”

胡平说，在二三十年前，自由、民主取得的胜利是没有先例的，但二三十年后，情况居然成了这个样子。胡平还认为，研究这段历史，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是至关重要的。

胡平认为，说到六四后中国的崛起，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的普遍期望值提高了，“人的情况越有改善，就越有进一步改善的愿望。”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话来说，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它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试图改革的时候。因为改革本身，使它的弱点显露于天下，改革本身会释放出一些原来被压制的力量，所以反而会促成它的灭亡。这是一个一般性的规律。

北大哲学系硕士胡平说，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原因：“对于共产国家而言，且不谈它的政治改革，只是它的经济改革，就意味着要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被打倒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共产国家搞改革，哪怕是只限于经济领域，它也是一种自掘坟墓。它的改革本身，就是对共产党的革命，以及对共产主义的革命，所造成的共产党专政的的一个釜底抽薪的自我否定。以至于后来朝野上下都有这么一种愿望，就是不仅在经济上恢复资本主义，在政治上也要回到民主宪政的道路上来。”

胡平说，于是，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种最诡异的情况，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成了最大的地主和资本家。共产党当年是以革命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私产，建立起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后来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属于少数共产党员自己的私产。前面是以私充公，后面是化公为私，前三十年抢劫，后三十年分赃。

流亡美国的异议作家胡平说，这种过程，从道义上来讲，无疑是最无耻最恶劣的。但从经济上来讲，这种做法反而却是最有效的。因为如前所讲，它避免了大众私有化造成的资产零碎化所带来的问题。它使得大资本进一步到位地从所谓的全民的手中集中到了少数权贵的手中，就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变化。

第一部全方位描写回顾那段厚重历史的书籍《八九民运史》作者陈小雅谈到了在中国经济崛起和在中国从事民主活动的艰难。她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时候说：“我认为民主的进程和经济或GDP挂钩，一定要有社会组织的生长和理性的增强，或者说社会的自发育程度的提高。”

八九民运史观

北京作家陈小雅说，现在，海外的人权组织，各种各样的国际基金会似乎都很期待，全球都在期待这个小鸡快点而破壳而出，但是这个小鸡不知是不是自身有病还是鸡蛋本身并不是受精卵根本孵不出鸡来？她说：“我观察到的是，外边很热，但里边并没有想象的那种热度，也没有组织化这些东西，非常非常困难。”

设在美国的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博士，为陈小雅《八九民运史》新书发布说：“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当代社会的重要转折点，却也是历史研究中和文学创作中最为薄弱的部分，这与八九民运波澜壮阔的规模是极不相称的。令人欣慰的是，无论是当年的参与者还是今天的好奇者，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可以通过这两本书获得不可或缺的宝贵信息，提升我们对那段历史和当今中国的认识。在六四屠杀三十周年到来之际，《八九民运史》和《爱尔镇书生》的出版给更多人以八九民运的现场感，让我们回溯历史，思考未来”

唐元隽：六四同政治腐败

1989年在长春参加民主运动的唐元隽六四30周年之际（博讯网）发表文章说，六四惨案不同于天灾，它的后果几乎无法补救。这就是惨案过后，人民的政治自由被大大收紧，政治改革变得遥遥无期。三十年来，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上的高压管制，自由的批评，监督的机制被几乎彻底湮灭，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但政治落后，全社会在追逐金钱，道德信仰趋于崩溃。这是政治腐败，人心沦落的局面下畸形的发展。

唐元隽是长春工人，因组织游行，在民运遭到镇压后被判刑20年，后改判8年于1997年获得假释。在2002年，他乘船偷渡台湾跳水游泳到金门大胆岛，再到台湾，最后来到美国，得到政治庇护。纽约时报记者希尔格斯（Lauren Hilgers）曾采访唐元隽等流亡人士并写成书。希尔格斯援引唐元隽的话说，新流亡者的轨迹往往遵循一个特定弧线：“第一年，你敢说，话很大胆。第二年，都是废话。第三年，你没话可说。”不过，唐元隽六四30周年的这篇文章相关内容，显然和他自己的这番话有所矛盾。

流亡者何以为家

流亡美国的严家祺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学生领袖，三十年来基本都被卡住不得回中国。北京对这批人的态度是：想回国？先检讨认罪再说。这就把许多不愿低头的流亡者挡在了国门之外。这批流亡知识分子，不少人曾因家庭缘故申请回去，但如果不认罪悔罪一般都被拒绝了。

王军涛去国25年，除去短期在新西兰大学当博士后，其余时间，都在美国做研究和策划参与各种活动。他说，他也想回国，但当局不让：“我想回国，一直要求回国；为此在海外‘自废武功’十多年，读书做学者。直到2004年我被诬陷为台谍支持台独，我还希望努力。2007年我父亲病危，我家人申请被拒，我才意识到他们不会让我回国。”

王军涛援引当局的话说：“对我的原则很简单，放在国内危害小就放在国内，放在国外危害小就放在国外。他们觉得我在海外当学者既符合我的利益也让他们安稳，希望我继续留在海外。我意识到，如果我做学者就永远不能回国饯行使命了。于是，我放弃两个offer（其中一个是前港督、时任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提供的机会），毅然决然地重做职业革命家。”

王丹也是三十年来，中国国门紧闭，不得而归。苏晓康也是，去国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土。严家祺也一样，三十年来再无踏步中国。作家胡平并无遭到通缉，但由于其在海外异议运动中的位置，他一直不得回到中国。李恒青一直到2015年亲人去世才得到批准得以回国奔丧。

活到老学到老

他们努力活到老学到老。严家祺说，为了理解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近10年来用了很多时间学习经济学和金融学。他写了一本近300页的书，还在订正修改中。书名《全球金融恒等式》。在政治学方面，去年用2个月写出一本《国家首脑终身制》近300页，一家外国出版社已在去年8月签订出版合同。

陈小雅：国门难迈

北京政治学者陈小雅则是被禁止再出国门。她在六四30周年之际对美国之音说，本来她之前是可以出境的，但近来，上面突然卡住她不让出境了：“现在，应亲戚朋友邀请，东住住、西住住。不让出国，就只好在国内走走。”

六四30年来，之前的二十多年，陈小雅都可以出境，她去了欧洲和美国等许多地方，当局并无为难她。美国新世纪网说，2018年夏天，陈小雅曾到美国旅游一个多月，回去也没事。但是，实际上她早被有关部门盯上。2019年1月11日，她参加旅游团到越南旅行，在边境被拦了下来，说奉命阻止她出国，因为出去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从这次和边境官员交流和实际遭遇她才得知，就是因为这趟美国之行，她才被列入了黑名单。

陈小雅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六四时，她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员，六四后因为撰写《八九民运史》和政治观点立场被下岗。1996年，她在台湾出版《八九民运史》，后来继续补充最后扩为三卷《八九民运史》，136万字，2016年4月开始在亚马逊上销售。

流亡幸福观

对于要在美国“告老还乡”“叶落归根”的异议人士来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对流亡者“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评价，严家祺自有其看法，他谈到了他的幸福观：“幸福是过有意义的生活，生活的意义有千百种，各人不同。幸福有三大基础，一是良好的生活环境；二是纯朴的人际关系；三是情感的自然表达。”

有此三点，夫复何求，严家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