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外交季刊撰文指出，最新面世的中共内部文档显示，中共在六四事件之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一众元老们的发言以及对六四的结论，一直影响至今。他说：“全世界现在或许在悼念六四的30周年，但对中国政府而言，天安门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继续是一个令他们恐惧的警号，就算中共领导层已将六四从大多数人民的记忆中抹去，但他们本身却仍然活在六四的后遗症中。”

1989年六四中共下令坦克车开进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为期几乎长达两个月的民主运动，不但造成党内分裂，而且还将总书记赵紫阳逼下台，为此中共在大概两个星期后，即6月19日至21日举行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者包括了一群中共元老，会议目的是要求党内高层一致支持邓小平6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慰问戒严部队的讲话，以及对赵紫阳的党内处分。这些最新面世的会议文件，在六四30周年前夕获得香港新世纪出版社集成出版，书名是《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序言由黎安友撰写。

黎安友指出，这些文件记载了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共元老们的发言纪录，而会议后来对六四所达成的结论大概有三点：1，中国共产党正受到内部敌人与海外敌对势力勾结的围攻；2，经济改革必须退居二线，一切以意识形态的纪律和社会控制优先；3，如果中共容许内部分裂必将垮台。

黎安友说，文件的内容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中共的威权如何在幕后操作整个国家，同时又可令读者想像到当时在任的中共高干，如何紧跟已经退居幕后元老的政治路线，那些本来害怕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干部，对镇压表示欢迎，那些支持改革的，却到此而完全臣服于老人的政治。

黎说，老人们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和讲话，继续引领今天的中共领导层，我们可以直接将当年的政治局会议所达成的共识，与今天习近平的强硬路线连成一线。黎安友说，全世界可能在悼念六四的30周年，但对中国政府而言，天安门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继续是一个令他们恐惧警号，就算中共领导层已将将六四从大多数人民的记忆中抹去，但他们却仍然活在六四的后遗症中。

文档记载了至少17个人的发言，但未悉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会议，发言者几乎个个一开始就对邓小平的讲话和李鹏的报告表示“我完全同意……”或“我完全支持……”。大家都同意，当示威者在6月2日抵抗解放军进入北京之后，情况才转变成为“反革命暴乱”，而因此必须要由部队镇压。

徐向前的发言反映了中共对内部敌人和外部敌对势力勾结的恐惧。徐说：“事实证明，一个多月的骚乱最终演变成反革命暴乱，是内部和外部反革命力量的勾结，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萌芽壮大的结果……他们的目的是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的一个疯狂图谋，然后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完全听命于西方力量的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曾经是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同意徐的看法，彭说：“过去一段时候，有极少数一撮人与外部敌对势力合作，顽固地继续推动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求修改我们的宪法，企图消灭（邓小平的）四个坚持，毁掉我们国家的基石，企图改变……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用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来取而代之；他们企图改变人民共和的民主集中制……”

有些人更干脆引入例子，对美国冷战时期的煽动手法提出警告。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即被形容为中共老人干的中顾委）副主任的宋任穷说：“40年前杜勒斯（美国国务卿）说过，在中国复辟（重建资本主义）的责任要寄望于（后中共的）第三或第四代。现在，我们年青一代部分人的政治意识形态令人忧心。我们绝不能让杜勒斯的预言成真。”

由于赵紫阳已经被逼下台，很多人在会上毫不客气批评赵紫阳，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宋平甚至声称赵紫阳和他的改革派助手们暗地密谋分裂党中央，将邓小平赶下台，然后将中国民主化。其他不少人附和这个说法，纷纷发言支持，但他们都没有提出具体证据。

王震在会上如此说：“十月革命苏俄刚成立之后，有14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军事干预，希特拉1941年对它进行攻击。二次大战后，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内战中支持蒋介石，然后又入侵朝鲜和越南。现在他们想用容易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即利用‘和平演进’……用钱收买人民，用文化和意识形态煽动、派出特务、窃取情报、炮制谣言、挑拨骚乱、支持我们内部的敌对力量，从事一切的手段，只差直接入侵而已。”

黎安友最后在文章指出，其实如果邓小平30年前靠在赵紫阳一边，对天安门示威者采取一个稍为温和的回应，今天的中共或许更能控制政权得宜，因为根据赵紫阳在事件中的讲话，或落台被软禁之后他所出版的书籍，从来没有提过他希望中国开放到一个容许多个政党政治角逐的制度。他只希望政府能够与学生进行对话，对人文社会机关更加开放，法院更加独立，给予民选的立法机关更大的权力。他认为这些改革只会使得党更具合法性而非削弱党。

但黎安友说，中国的抉择却是另一条道路，而今天的政权在表面而言，比起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但其实是更为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