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再度来成了中国公众议论纷纷的话题与谐谑调侃的笑料。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当局全力开动宣传机器宣扬由中共主导的有关最高法院千亿元大案案卷失踪案调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然而，中国许多法律和宪法学者指出，按照中国的宪法，这种调查是违宪的，因此其调查及其结论无效的。

在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看来，中国最高法院大案案卷神秘失踪案本身比最离奇的侦探小说还离奇。

事情的起因是，2018年接近年底时，中国媒体名人即中国网民所说的网红崔永元通过微博爆料说，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举报“陕西千亿矿权案”即陕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案二审案卷丢失，那些案卷包括律师看不到的不对外公开的“副卷”。副卷记载了合议庭评议记录、领导对案件批示、有关部门的意见等。

最高法院随后发表声明，称所谓的“陕西千亿矿权案”二审案卷丢失的说法是谣言。然而，崔永元对最高法院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最高法院随后12月29日改口称，崔永元发布的内容属实，并称最高法“已经启动调查程序”，欢迎包括崔永元在内的知情人提供情况。

崔永元一人对阵中国最高法院的局面引发中国公众的广泛关注。中国的财经媒体华夏时报12月30日公布疑似王林清的自述视频，声言他参与审理的“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离奇失踪，他向领导报告此事，但在过去的两年里此事没有得到处理，案卷失踪问题也没有报案。王林清称，他为“免遭不测”而录制这一视频以保留证据。

崔永元跟最高法院的对阵以及王林清的视频曝光，使中国的最高法院成为众目睽睽的关注对象，使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喝彩中国最高法院正在演出一场情节离奇的戏剧。

然而，中国公众随后看到了更为离奇的情节，这就是王林清被抓捕，下落不明。

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喉舌新华社发布更离奇的情节：2月22日，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根据各部门依据各自法定职责开展的调查工作，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陕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凯奇莱案”）卷宗丢失案调查结果，“联合调查组查明，所谓‘卷宗丢失’系最高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王林清本人故意所为。”

新华社公布这一调查结果之后，中共的另一个权威新闻宣传喉舌中央电视台随后播出了王林清承认盗窃的视频。

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立即中国公众和网民当中引发了欢乐的嘲讽。中共当局采取种种措施，竭力删除网民的嘲讽，网民于是转而把嘲讽文字变成相对可以存活的时间长一些的图片发表出来，那些欢乐的嘲讽文字包括：

——王法官监守自盗后，积极要求上级调查卷宗被盗案，甚至逼着领导查视频，…反观上级领导不急不忙，拖拖拉拉，于是王法官终于死气白咧地向媒体曝光了此事。这智商超越了人类的认知极限，看来不傻的（像王法官一样）读博士呀，更何况是博士后。

——王法官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偷窃机密文件,所以找崔（永元）网红。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在王林清法官如此被新华社曝光之后，崔永元又被当局控制起来，不能再对外发声。这一局面引起他的朋友担忧，也引起他一度的媒体敌手的关切。还有许多人关心崔永元所说的他还有一抽屉的举报材料的下落。

在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官方媒体有关中共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对最高法院进行调查和中国最高法院的公信力成为中国公众笑柄之际，专门报道中国法院和司法新闻的《人民法院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声言“从社会舆论的反应看，人民群众对这一权威结论是高度认可信服、非常满意的。”

与此同时，中国网民不失时机地贴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的一则新闻，标题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绝不许党掉入‘塔西佗陷阱’”。这则新闻的第一段是：

“何谓‘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都会被认为说假话、做坏事，人们不信任政府、不支持政府，从而引发一系列信任危机和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等。”

在北京的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公众难以了解事实真相，但中国最高法院千亿元大案卷宗神奇失窃问题如此曝光，给外界一种强烈的“狗咬狗”的印象。中国公众所谓的狗咬狗就是指腐败的当权者自己在内部打起来，并将他们的内斗公开化。

陈永苗说，眼下中国围绕最高法院的这种令人惊奇不已的内斗曝光，似乎是显示了中国体制内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斗争当中的一方需要诉诸公众舆论来为自己争取支持；这种奇景人们只是在2012年中共前高官薄熙来被其敌对势力拿下之前，以及1976年已故的中共领袖毛泽东行将就木时反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势力诉诸舆论攻击江青的时候才难得一见。

对中国官方媒体所宣传的中央政法委为主导的对最高法院大案卷宗失窃事件的调查结果令人民群众“高度认可信服、非常满意的”的说法，陈永苗说，他对有关的事实不了解，不便发表评论，但他跟中国众多的法律和宪法学者一样，认为从法律和法理上说，这种调查及其调查报告是无效的，这种调查实际上造成了眼下中国的宪法危机。

多年研究宪政问题的陈永苗说，中国的法律和宪法学者都知道，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最高法院是中国司法的终审机关，最高法院可以对自己的错误做出纠正，或者，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对最高法院行使监督权，中共的政法委如此凌驾于最高法院之上，成为可以审判最高法院的事实上的另一个最高法院，这是明显的违宪，而中共现在正在强调法治和依法治国。

由中共的中央政法委组织的对最高法院卷宗失窃案的调查报告在引起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嘲笑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严肃认真的质疑。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机构全力封杀这类质疑。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只能在海外的“中国数字时代”之类的网站看到以下这样的在中国发表之后又被中共当局封杀的质疑内容：

——（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称：“据调查，王林清于当晚23时许来到办公室，将该案临时装订的副卷拆散，把全部正卷和拆散的部分副卷材料带回家中。”

——问：“全部正卷”？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件，一审法院应该把全部案卷送到最高院，再简单的案子怎么也有十几个卷宗吧，王林清当晚就能拿回家？如此大量的卷宗是拿什么装走的？是一次拿走的还是分几次拿走的？如果一次拿走，是不是目标太大了？如果分几次往返，门口站岗的武警警惕性难道如此差，都不会发现蹊跷？

——联合调查组公布的王林清故意藏匿案卷的原因，一是为了阻止他人办案，二是对单位有积怨，欲给单位制造麻烦。这里的“单位”，显然是指最高法院。王林清拿走案卷材料时进行了挑选，将单位不能复制或者没有备份的都留在了办公室文件柜中。

——问：王林清拿走的材料，单位能复制，有备份，这样的做法，又能给单位造成多大麻烦从而实现王林清的个人目的呢？王林清这位博士一定是把书读傻了吧。

——问：王林清是“凯奇莱案”2011年上诉到最高法院后的承办人，如果他制造一个“丢卷”的事件，恐怕最麻烦的是他自己，难道他不是案卷保管的第一责任人么？恐怕别说一名办了几十年案子的老法官，就是个小孩子，也会懂这个道理吧。一群孩子在一起，保管糖的孩子把糖藏起来，然后说糖丢了，其他的孩子首先会怀疑谁？

——问：根据调查组调查，王林清是把案卷带回家的，调查报告也没有说后来又转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一大堆案卷在家里放了两年多，家人、客人等均没有发现？认定王林清盗窃案卷，是不是应该对其亲友进行调查走访？遗憾的是，调查报告对此未做任何交待。

——问：既然王林清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那么赵发琦和崔永元呢？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主体虽然一般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是可以构成本罪的。然而，调查组只是提到已经把王林清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而对赵发琦和崔永元只字未提，不知原因为何？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面对来自公众的这些普遍的质疑，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关塔西佗陷阱的说法，即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都会被认为说假话、做坏事，人们不信任政府、不支持政府。

陈永苗说，眼下中国的司法机关和中国的司法之所以公信力这么差，名声这么差，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多年来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导致社会矛盾积累严重，积怨严重，而中国的司法和司法机关必须直接应对由缺乏政治改革而来的公众不满和怨气，因此实际上等于给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背黑锅。

在中国的许多法律和宪法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强烈呼吁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政治，使司法独立，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更能反映民意之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复强调由中共在中国实行权力垄断的政治制度不能改，“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