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镇压“民主墙运动”密码大破解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2年02月09日讯】邓小平镇压“民主墙运动”密码大破解！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上台前利用了“天安门事件”的民意，大搞针对毛泽东的“翻案”；他一旦上台，又以党的名义，行使所谓党指挥抢的权力。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导致中共党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南海权力高端层陷于一时混乱的重新洗牌过程。随之而来的便是紫禁城红色大墙内发生的一场继位争夺战，并以华国锋、叶剑英战胜“四人帮”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4月，中国并没有发生令人震撼的政治变化，相反，以华国锋为首的继位执政集团，却加强了崇毛运动并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12月，华国锋宣布，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文化大革命”是该理论的伟大实践。这表明他坚持站到了“文革”捍卫者的立场上，这导致了被毛泽东二次打倒的邓小平，因急于复出，而颇具媚态地两次给华国锋写信，试图在党内权力斗争重新洗牌过程中被重新起用。邓小平信中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我用这封简讯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然而，当时握有实权的两个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与叶剑英，却因对文革的态度，发生了分歧，叶剑英代表了党内高层要求全盘否定“文革”，党内斗争再次高涨。但此轮交锋的结果是双方妥协，中共中央于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正式宣布“文革”结束了。但华国锋表示，“四人帮”的倒台是“文革”的伟大胜利，并提出著名的“两个凡是”。跟随华国锋的铁杆保皇派汪东兴，当时还发布了3条指示：1、不要砍旗子；2、不要丢刀子；3、不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这种形势对急于复出的邓小平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华国锋。然而，华国锋受到毛泽东钦定接班人这一党内政治伦理以及其捍卫毛泽东思想立场的保护，要想夺取华国锋的权力而又不全面否定毛泽东并非易事。为此，邓小平不仅利用叶剑英、胡耀邦等人与华国锋、汪东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较量，同时还利用民间追求自由民主的呼声打击对方，以达夺权目的。当时的邓小平尽可能地团结、笼络党内政治盟友，甚至也包括利用异议人士，这便给“民主墙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

邓小平借助党内外舆论压力复出后，便支持在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主持下发起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舆论战役，将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汪东兴等“两个凡是”派。如此同时，北京以知识青年为主体，渴望打破极权控制，和呐喊民主的政治冲动，便借助张贴大字报、办民间刊物和建立民间社团等多种形式，发表各自不同的政治见解，其影响随即扩展到中国大部分城市，甚至包括贵阳那样偏远的地方。

最早的大字报是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工地围墙上。后来，该围墙拆除了，人们就把大字报蔓延到了北京市西单墙上，因此“西单墙”迅速成为一种民间民主运动的象征，“民主墙运动”就由此得名。1978年8月，共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文革”后复刊首期，因为刊登“四五运动”参与者韩志雄、童怀周的文章，而被汪东兴下令查禁，但《中国青年》编辑部却在胡耀邦的默许下，将该期杂志贴在西单墙上以示抗议。1978年10月11日，来自贵州的民间社团“启蒙社”发起人、诗人黄翔及其朋友在北京张贴了第一张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并散发了他们的油印《启蒙》杂志。1978年11月16日，高干子弟吕朴以真名和联系地址贴出《致宗福先和于光声剧组公开信》大字报，曾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人”。同日，一份署名“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矛头指向毛泽东犯下的历史错误。同时也有人贴大字报歌颂邓小平。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11月27日上午10点，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到“民主墙”前告诉在场的“民主墙”活动参与者和观众说，他当晚要会见邓小平，愿意代为转述意见。当时在场的人纷纷提出意见或要求，诺瓦克作了记录。当晚10点后，诺瓦克委托一位朋友到“民主墙”前转述与邓小平谈话的情况，大意是邓小平说，“民主墙体现了中国的民主”，“人民有怨气，要让他们表现出来”，“大字报是宪法允许的”。可见当时邓是肯定、赞扬和推动“民主墙运动”的。当时现场听众一片欢腾，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第二天晚上，3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民主讨论会”。此后，“民主墙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创办《探索》的魏京生，创办《四五论坛》的徐文立、刘青，创办《中国人权同盟》的任畹町，创办《北京之春》的王军涛和陈子明，创办《沃土》的胡平、姜洪，创办《今天》的周眉英、北岛、芒克等，都是当时北京“民主墙运动”的主将。而在青岛则有《海浪花》、《理论旗》、《民主之友论坛》等加入了全国民刊运动的行列。

以上事实可鉴，邓小平基于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策略需要，开始对“民主墙”的态度是肯定的，因此他才会在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利用接见日本、美国和法国外宾的机会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但到1978年12月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小平在党内的中心地位已经确定，便对“民主墙运动”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当有人在民主墙上批评他在50年代的“反右”斗争是急先锋时，他便恢复了本来面目。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开始否定“民主墙运动”。不久，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强调，一方面要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这篇讲话实质上是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变成他的“四个凡是”，由此标志着邓小平的政治转向和他曾肯定“民主墙运动”的个人目的。

在邓小平开始政治转向的背景下，同年3月29日，北京市政府便宣布查禁一切形式的大字报和“敌视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版物，接着北京当局便向民运人士开刀，相继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权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华、张温和等。1979年秋北京形势已变得非常恶劣，不仅北京“星星艺术展”被除缔导致的“10･1”大游行遭镇压，民运老将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后，《四五论坛》发起人之一刘清，又因组织、传播对魏京生的公审录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处境艰难，一些大专院校内的民刊也都被迫关闭或转入地下。

到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之间，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迫使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质上的一号人物。这时作为“民主墙运动”的最直接受益者是邓小平，坐稳了江山便立即主导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9号文件。该文件称：“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从1981年4月开始，所有曾为邓小平复出呼吁过的“民主墙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人士全部被判刑。

分析上述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上台前利用了“天安门事件”的民意，大搞针对毛的“翻案”；他一旦上台，又以党的名义，行使所谓党指挥抢的权力。不仅在党内排斥异己，更在社会上控制与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并且主导召开人大，动手修改宪法，取消四大和罢工，没收中国人民仅有的点滴民主武器，坚决封杀了“民主墙运动”，直至1989年发生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的“6･4”血案震惊中外。因此有人说邓小平“6･4”是听了李鹏与北京市委的误导回报才做出镇压决定是难以服人的。在历史上无论是“反右运动”、封杀“民主墙运动”还是镇压“6･4”血案，邓小平遵循的都是“个人权力至上”的一贯政治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破解邓小平镇压“民主墙运动”内幕的密码。

然而，时至今日，邓小平的传代继承人们宁可翻毛泽东定的案，也绝不敢翻邓小平定的案。而邓一手制定的“四项凡是”，至今仍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为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设定的禁区。这正是这个民族延至21世纪都无法改变的最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