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2年01月28日讯】江青可真能折腾死大活人，这是在她身边工作的人透露出来的。不知道的人，一听到主席夫人身边工作高兴的不得了，知道内情的人都吓得找各种理由推脱。
下面是江青身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的一点点故事，如果没有四人帮事件发生，到现在，这些还是“党和国家的秘密”。
中共和苏联老大哥掰了苏共是中共的老大哥，中共刚建党时，没有经费都是靠向苏联要钱来维持生活。1949年建政以前是吸附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建政以后国库到手，就可以明目张胆的监守自盗了。那时把国民党打到台湾去，和苏联老大哥也掰了。
1969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了防范苏联利用中苏边境谈判之机对中国进行军事进攻，立即加强战备，于10月20日之前把在北京的高级领导全部疏散到外地。留在北京的最高领导人只有总理周恩来。为安全考虑，周恩来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住进了北京西山，江青也一同住进了西山。
为了体验在防空设施里的感受，江青钻进了防空洞，待了仅仅十几分钟，她就嚷着说感觉缺氧、不舒服。西山住烦了，她在11月7日下午回到钓鱼台。
江青搬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陈伯达、江青及其他“文革小组”成员陆续搬进了钓鱼台办公和居住。陈伯达住15号楼，江青住5号楼。1966年底，江青觉得5号楼距离马路太近，车来人往不够安静，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经过认真挑选，她选中了11号楼，很快就搬了过去。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环境也较幽静。1968年下半年，江青住腻了，要搬到11号楼，江青看了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资料以后，便怀疑起11号楼也被安装了窃听器，提出搬到10号楼。她于1969年过年前就从11号楼搬到了10号楼。
1970年2月初，江青又提出，在10号楼建一个坚固的防空洞，经请示周恩来批准，很快建成了，还在里面安了床铺，备了和17号楼地下室一样的食品、药品等。江青还钻下去检查，凡她不满意的地方，都进行改动，直到她满意为止。
江青神经兮兮害惨工作人员1970年1、2月间，传来北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地震的情报，江青敏感的神经又紧张起来。
有一天，江青严肃地对杨银禄等说：“保证我的安全是你们的责任，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对我的安全问题，不能有任何闪失，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我的身体、生命受到损害，党和人民就受到损失。为了防震，保证我的安全，你们要想想办法，不用我替你们操心吧？我建议，在我的卧室、办公室、客厅等经常办公、休息和活动的地方，搭建牢固的防震架，摆上救命的物品。我限你们在三天之内搞好，还不能干扰我的工作、休息和生活。”
杨银禄回忆说：我们首先把她的意见报告了汪东兴，然后再找人进行研究，准备好材料、车辆和人员，等着她出去开会的时候立即动手。一天晚上，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用两三个小时就把活干完了。在她的卧室用粗大坚硬的方木搭了大架子，还把四根柱子牢牢固定在地板上；在她的办公室和大客厅摆放了坚固的桌子和红木的条案，如果发生地震，她可以立即钻进去暂避一时。
江青开完会，看了电影回到10号楼，对他们采取的防震措施表示满意。第二天她起床后又把杨银禄叫去，说：“光采取防震措施还不行，如果地震发生了，你们还得把我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你们要练习如何背我、抬我。你把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我现在就看你们练习。”
杨银禄把工作人员叫到楼厅，江青坐在沙发上看我们男背女、女背女的练习，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江青满意为止，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江青学开车在西山躲避战争的一天，江青正在看文件，打铃叫杨银禄。她说：“小杨，现在的国际形势很紧张，苏联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随时都会发生，他们的战术很可能是首先对我们的首都进行大规模的空袭，然后是装甲部队的大举进攻。我们的军队虽然在‘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是，现在的战争是残酷的。咱们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例如学会急救，包括包扎、涂药、人工呼吸，对伤者进行转移等。更重要的是学会开汽车，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会，我自己也要学开车。你今天就召集大家开个会，进行动员。都要行动起来，你首先带个头。学开车不能影响工作，你们要在我休息的时候学。咱们都会开车了，如果遇到敌人袭击，司机被打死了，警卫员开起来就跑了；如果警卫员又被打死了，秘书开起来就跑了；如果秘书又被打死了，护士开起来就跑了；如果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开起来就跑了。这样，我们增加了逃生的机会。坐以待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你们要把学开车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
杨银禄把江青的意见报告汪东兴，汪不敢怠慢，马上告诉警卫局交通科科长曹志秀给准备一辆教练车。曹科长很快给了一辆苏制的旧嘎斯六九。两个月以后，杨银禄就拿到了正式的驾驶执照。以后，其他工作人员都相继学会开车了。
杨银禄回忆说，江青正式从西山回到钓鱼台以后，马上提出也要学开车。这件事，可叫我们犯愁了，怎样才能保证她的安全呢？我们知道，她想干的事，非干不可，任何人也拦不住——这就是江青的性格。我就把这件事报告了汪东兴，他更了解江青的性格，答复：“那就叫她学吧，你们要想办法保证她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
江青要求学开车，组织上又同意了，具体工作还是由我们来办。用嘎斯六九当她的教练车肯定不行，挂挡、起步、换挡这些活儿她干不了。只能用自动换挡的红旗轿车。那时外国车再好，也没有坐红旗轿车代表地位，大红旗轿车更是中共显赫人物才可以有权坐到的。
为了保证安全，秘书们和警卫局汽车修理厂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安装一个辅助制动器，在紧急情况下教练员也可以采取刹车措施，以防止碰撞。经过试验，效果不错。训练场地定在钓鱼台院内，因为那里院子大，车辆少，人员少，道路平坦。
江青学车的教练员是她的司机李子元。江青第一、二次学开车，比较小心谨慎，也能够听从教练员的指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第三次开车，就不听指挥了，拐弯她既不减速，也不收油门，李子元硬是没有把方向盘转过来。汽车一下子就上了30度的土坡，撞到一棵杨树上才停下来。车前的大灯、小灯全撞坏了，机器盖也鼓起来了。一辆很好的大红旗轿车撞的极惨。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提学开车的事了。
自从江青在延安的土窑子里和毛泽东未婚同居先孕，中共坚决不同意他们结婚，江青坚决不同意打掉孩子，她整天挺着大肚子在延安来回晃，给毛泽东散丑，终于让那些领导干部屈服了。结婚以后，江青才发现毛泽东拿女人根本不当回事，于是心理更加变态，拿折磨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一种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