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2年03月18日讯】1918年，孙中山先生受军阀掣肘而无法推展护法大业的时候，为争取国际同情乃致电苏俄，贺其“十月革命”的成功。而苏俄方面当时正受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围攻，为了寻求国际友谊和发展共产势力，也正派代表在中国活动。苏俄一方面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多次接触孙中山或其代表。为了帮助中共找到可资联合的朋友，苏俄建议孙中山“联俄容共”，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
苏俄和受其指使的中共，在谋求与国民党联合前，即已试探过与吴佩孚、陈炯明等军阀的合作。在争取朋友、减少敌人的考虑下，孙中山同意容共，但不承认“联合”，即允许中共党人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遵守党纪，不得公开批许国民党。以为如此可以使中共“化为乌有”，又可以吸收中共人才为己用。但是，由于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例如给了苏俄顾问太大的权力、对中共党人没有适当的监督和及时的制裁等，而使中共坐大。
中共怎样坐大？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谭平山、李大钊等3人为中共党员；17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林伯渠、毛泽东等7人为中共党员。而中执委属下9部，只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为中共党员。可是这些中共党员人数虽少、能量却大。
谭平山控制的组织部，多派共产党员往各地发展组织，故广东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成立了5个县党部，却全为共党所控制。
工人部长廖仲恺虽是国民党员，然同情共党，因兼职多而把部务委之中共党员的秘书冯菊坡，故广州的工会悉数为共党所操纵，并可受苏俄顾问直接指挥。中共策划主持的“全国劳工大会”，几年间连续多次在广州召开，代表劳工50多万，决定《劳动斗争纲领》。
1925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于当年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农民部长林伯渠、秘书彭湃均为中共党员，故农民讲习所、农民协会、农团军，皆由共党控制。
有会员20万的广东省农协，连续两年在广州开代表大会，决定《农民斗争纲领》，开始利用农民从事武装暴动。中共在湖南省发动的农民运动尤为蓬勃，农民协会会员在1926年时就达130多万。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即有包惠僧、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等中共党员在校中充任要职，国民革命军组建时，有5个军和海军局的政治部主任由中共党员担任。
地方党务凡是由中共党员所负责者，即发展共产党务。国民党改组后，中共对各地执行部的权力争夺，更是不遗余力。中共党员人数，1921年“一大”时只有57人，到1925年“四大”时也不过近950人，但1927年“五大”时即猛增至5.79万人。（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香港）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国共合作本质上是苏俄和中共机会主义政策的产物。他们试图把中国共产党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凭借国民党的躯壳来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
斯大林曾谓中国国民党只是一只“柠檬”，国际共产党人不妨将之一挤再挤，挤干之后则可信手抛弃（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出版社，2000年，台北），最后攫取国民革命的胜利果实。
北伐开始后，中共一面在工农中大肆运动、发展势力，一面分化国民革命军，把可能的势力拉为己用。为了阻止蒋介石东进上海和江浙财团结合而可能摆脱苏俄，中共在发动了工人武装起义，成立了“上海市市民政府”，并计划以武力对付北伐军。
在汉口、九江、南京等地，也有中共发动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特别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声势浩大，例如1927年的湖南省，农民协会可以号召的群众达一千万之多。
中共依靠痞子、惰农等流氓无产者，在农村搞暴民政治、红色恐怖，没收地主土地、掠夺私人财产，随便打人、抓人、游斗人、杀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严重侵犯了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破坏北伐军的后方安定，动摇了北伐军心。
从已公布的大量中共文件看，也证明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确实是心怀鬼胎。例如中共四大所作的《职工运动议决案》，就非常详尽的规定了怎么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在国民党领导的工会中也尽力活动，“取得指导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我们应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p44－54，档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
是可忍，孰不可忍！苏俄和中共这种不合作和捣乱的做法，理所当然的遭到了国民党人的抵制和反抗。为了实现孙中山统一中国的遗志，保证北伐的顺利进行，国民党在北京等地查获苏俄赤化中国的大量档案证据之后，坚决采取了以上海“4･12事件”为标志的清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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