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人权法律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扩张

二十世纪以前，美国和加拿大当然已经存在自由、平等、宗教自由、正当程序等法律传统，但这些权利并没有覆盖所有人，也没有形成今天这样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一个黑人能不能进入某家餐馆，一个工人能不能因为宗教原因拒绝某项工作安排，一个政府能不能任意限制公民表达意见，一个省政府制定的法律是否侵犯个人基本权利，这些问题到了二十世纪以后，越来越多地从政治争论变成了法院可以审理、议会可以立法、政府必须遵守的法律问题。

二十世纪北美人权法律的扩张，因此并不是某一年突然发生的变化，而是一系列社会冲突、战争经验、国际人权理念和国内法律改革长期叠加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权法律的国际背景

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大的变化之一，是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和政治灾难，使个人权利不再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战争期间发生的大规模屠杀、迫害和强制迁移，让国际社会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政府严重侵犯本国人的基本权利，国际社会是否可以完全把它看成“内政”。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这份文件本身不是一项具有同等效力的国际条约，但它第一次以非常系统的方式提出一套面向全人类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人身安全、宗教、表达、集会以及法律平等等内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将其称为现代人权史上的里程碑。

美国在这一过程中也并非置身事外。美国政府当时支持《世界人权宣言》，美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还直接参与了起草和推动工作。美国国务院保存的历史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当时明确认为这份宣言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和人权意义。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加拿大从此自动实现了人权平等。恰恰相反，二十世纪中叶的北美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国际人权理念真正产生影响，是因为它后来与国内社会运动和司法制度发生了结合。

美国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民权立法

美国最典型的变化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普通黑人消费者过去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使他有钱，也可能因为肤色被餐馆拒绝服务；即使符合工作要求，也可能因为种族而无法获得就业机会。于是，人权问题不再只是宪法中的抽象原则，而开始进入日常生活。

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就是这种变化的代表。该法第二章明确规定，公共住宿场所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国籍歧视顾客，涉及酒店、餐馆等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商业场所。

这意味着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开始进入私人社会关系。例如，一家餐馆过去可以把“这是私人企业”作为拒绝顾客的理由，但在联邦民权法律建立之后，只要属于法律规定的公共住宿场所，就不能简单以私人经营为理由实施种族隔离。

这也是美国人权法律扩张非常重要的一步。传统自由主义法律往往强调政府不要随意干涉个人，而现代民权法律进一步提出，当私人行为形成系统性的歧视时，仅仅要求政府“不干涉”并不足以保护平等，政府还必须通过法律建立反歧视规则。

加拿大走出了另一条道路

加拿大的人权法律发展并没有完全复制美国模式。1960年，加拿大联邦议会通过《加拿大权利法案》（Canadian Bill of Rights），这是加拿大第一部联邦人权法律。法律确认生命、自由、人身安全、财产权、法律面前平等、宗教、言论、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等基本权利。

但《加拿大权利法案》与后来1982年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之间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前者属于联邦普通法律，并没有成为完整的宪法权利章程，因此其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受到限制。

魁北克的发展又有自己的特点。魁北克并不是1965年通过所谓《民权法案》，而是在1975年通过《人权与自由宪章》（Charter of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并于1976年6月28日生效。该宪章涵盖基本自由、平等权、政治权利、司法权利以及部分经济和社会权利，并建立了相应的人权保护机制。

例如，一个人在就业过程中因为种族、宗教等原因遭到区别对待，已经不只是“老板是否厚道”的问题，而可能进入正式的人权法律程序。这种制度化变化，使人权逐渐从道德要求变成普通人可以实际使用的法律工具。

1982年是加拿大人权法律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真正改变加拿大法律结构的，是1982年《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成为《加拿大宪法法案（1982）》（Constitution Act, 1982）的一部分。

宪章确认宗教、思想、信仰、意见、表达、新闻媒体、和平集会和结社等基本自由，同时规定平等权和其他基本权利。由于它属于加拿大宪法的一部分，其法律地位明显高于普通联邦或省级法律。

这带来了一个非常实际的变化。过去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如果有人认为它侵犯个人权利，法律挑战的空间与方式受到普通立法体系限制；1982年以后，如果政府制定的法律违反宪章所保护的权利，法院可以对其进行宪法审查。

与此同时，加拿大1977年通过《加拿大人权法》（Canadian Human Rights Act），进一步针对联邦管辖范围内的就业、服务等领域建立反歧视制度。今天加拿大的人权保护实际上由宪法、省级人权法以及联邦人权法律共同构成。

国际人权条约则进一步扩大了法律语言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国际人权体系继续发展。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并于1976年正式生效。加拿大后来加入该公约，美国也成为缔约国之一。

但必须区分一个概念：国际条约并不会自动变成美国或加拿大国内所有法院都可以直接适用的国内法。国际义务与国内法之间，还需要经过各自宪法和立法体系的转换。

因此，二十世纪的人权法律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联合国制定规则，北美照着执行”。实际过程复杂得多。国际人权理念提供了新的语言和标准，而真正把这些原则落实到餐馆、学校、企业、警察、政府机关和法院的，是美国和加拿大自己的宪法、议会立法以及司法解释。

司法机关开始成为人权保护的重要力量

人权法律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法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宪法案件不断重新解释平等、正当程序、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加拿大法院在1982年以后也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宪法审查功能。

不过，把这一过程简单概括成“实质性正当程序把基本权利拓展到经济领域”，容易把美国宪法史说得过于简单。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经济自由、契约自由和正当程序的判例，很多重要发展其实早于1960年代，而二十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宪法争论更多集中于种族平等、刑事程序、隐私、言论自由和其他个人权利。

加拿大则形成了自己的司法分析方法。例如，在涉及政府限制宪章权利的案件中，法院会根据《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一条分析这种限制是否属于法律规定、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能否在自由和民主社会中得到证明。这使政府行使权力必须面对更加明确的宪法审查。

人权法律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如果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可以发现二十世纪北美人权法律扩张背后至少存在三个相互作用的力量。

第一是战争和国际政治改变了人们对个人权利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重要语言。《世界人权宣言》就是这一变化的代表。

第二是普通人的社会运动改变了法律议题。美国民权运动把种族隔离从地方习惯和社会现实变成全国性的法律问题；加拿大不同地区的社会运动、语言问题、性别平等和反歧视运动，也不断推动立法机关重新定义平等。

第三是法院和宪法制度把这些原则转化成了可以执行的法律规则。过去，一个人遭受歧视，可能只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现代人权制度则进一步追问，究竟是哪一项法律保护了他，他可以向哪个机构投诉，政府是否承担责任，法院又能否提供救济。

因此，二十世纪北美人权法律的扩张，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法律条文越来越多，而是个人与国家、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权逐渐从政治哲学中的原则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议会辩论进入法院，从宏大的国际宣言进入一份就业申请、一家餐馆、一所学校和一次政府行政决定。

这种变化也解释了为什么人权法律从来不会停止争论。权利扩大以后，必然会产生新的边界问题：政府保护平等可以达到什么程度，私人企业应当承担多大的义务，宗教自由与反歧视如何协调，言论自由与公共秩序如何平衡，联邦与省级政府又分别拥有多大的立法权限。二十世纪建立的法律体系，并没有消灭这些争议，而是给社会提供了一套可以通过立法、诉讼和司法审查不断处理争议的制度框架。这正是现代人权法律最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