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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ublic Domain（公有领域）
【中国观察2023年1月23日讯】自从参与竞选的时候开始，川普就再三表示，美国危机的根源之一在于华盛顿的建制派政客和官僚群体，以及一个几乎不受约束的行政国家。他谴责那些政客和官僚醉心于幕后交易和捞取好处，无视选民的生活和处境。他一再申明，自己的任务之一是“排干华盛顿的沼泽”，让民众的声音被听到，让民众的利益得到关注。
川普力主回归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客们和精英阶层大都崇尚大政府、高税收、福利国家以及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甚至出现了不少迷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川普在数次演讲中都强调，这些人将把美国带入深渊，他们的主张与美国精神格格不入，他们的纲领是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奴役之路。一进入白宫，川普就开始了减税、减少管制，意在让中小企业恢复活力，增加就业机会。由于川普的减税政策，美国每个家庭平均每年增加了 1600 美元收入。同时，部分制造业逐步回到了美国，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失业率创新低。
川普挑战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重申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性。自民权运动、女权主义以及同性恋运动以来，关心“边缘化群体”或者“少数群体”，就占据了意识形态、公共舆论和道德制高点，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穿上了政治正确的外衣，在美国社会畅通无阻、所向披靡。在这个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时代，川普通过提名并成功任命保守派大法官来捍卫基督教传统。
川普主义强调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倡导“美国优先”，反对全球主义和国际主义。在历史上，美国接纳了大量的移民，先是欧洲人，然后是亚非拉移民，他们都在“大熔炉”里经过历练之后，变成了认同美国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美国人。大量支持川普的人生活在小镇或者乡村，他们不喜欢大政府，不喜欢华盛顿的“沼泽”，不喜欢大都市及其所代表的全球主义。他们认为美国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害怕被“文化驱逐”（cultural displacement），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对此，川普主张，国家需要安全的边境，需要有力的国家认同。
从川普参与竞选开始，一些人就认为川普不是共和党人，并且，有不少建制派共和党人反对他，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决不支持川普的人”（never-Trumpers）。这些人基于川普的行事风格或者其对建制派的挑战而拒绝视其为共和党人，还基于他们秉持的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来看待川普。
从政策倾向与政治纲领的角度来讲，川普主义无疑属于传统保守主义。无论是川普对内的经济自由、社会保守政策，还是对外的移民限制、贸易保护等措施，都是传统保守主义所支持的，也都是美国历史上保守主义者推行过的。在很大程度上，川普主义并非异类，而是美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即使川普的反对者也这么认为。
就川普的社会经济政策而言，减税、减少管制、反对福利国家等无疑是符合真正的传统保守主义精神的，因为经济自由、有限政府从来都是传统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传统保守主义的鼻祖柏克对市场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说：“市场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相互发现自己需求时的会合。我相信，任何对市场是什么进行过深思熟虑的人，无不为（市场）平衡需求的解决这样的真相、确当、迅捷以及大体公正而感到吃惊。” 在谈到社会保障或者福利国家时，柏克意味深长地说：“为我们提供必需品不是政府的权力。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傲慢。人民供养他们，而非他们供养人民。政府的权力是阻止邪恶，而不是在这方面——或者也许任何其他方面——做好事。” 保守主义者担心，当政府过多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之后，它就会蜕变为一个“全能型政府”，人们在一切事务上都指望和依赖它。
尽管二战后兴起的新保守主义者也大体上认可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对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还是有所保留。譬如，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贝尔（Daniel Bell）都认为，自由市场倾向于导致几乎无休止的社会冲突和破坏，而资本主义则孕育着削弱社会根基的文化矛盾 。对于福利国家，新保守主义者明确表示“一点儿也不敌视”。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跟进步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太大区别。
就川普主义的社会层面而言，它是捍卫基督教传统、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而这与古典保守主义无疑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之所以支持川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卫护美国的基督教传统。这一传统也是古典保守主义者始终珍视的。无论是柏克，还是托克维尔，都强调过犹太－基督教传统对于自由和西方文明的重要性。
在柏克看来，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人们抛弃了基督教，有害的迷信将会取代它。托克维尔指出：“在美国，宗教不直接参与社会的治理，但是，它必须被当作首要的政治制度，因为如果说它没有使人们偏爱自由的话，那么，它也促进了自由的享用。”
就川普主义的移民和外交政策来看，它对国家认同、“美国优先”的强调，都与传统（古典）保守主义一脉相承。柏克强调（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国家具有神圣性。他说：“国家出自上帝的意愿，国家与一切完美事物的本源和原初典型之间的联系也出自上帝的意愿。上帝的这种意志是一切法律的法律、一切君主们的君主。” 柏克把国家看成一个有机体，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而且，他也赞同社会契约论，但与洛克、霍布斯、卢梭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大相径庭。他把国家看成一个在活着的人、已经故去的人和即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契约，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生命力的契约，它的维系靠宗教、习俗、惯例、法令等。这样的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国家认同，甚至有自己的国教。
托克维尔也对国家认同有着深刻的认识。当他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发现英裔美国人的独特之处——他们的清教徒精神、乡镇自治传统、对独立和自由的热爱等，形成了美国的国民性，使其与北美的法国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不同。这种独特的国民性构成了美国的民情，而这种民情正是维系美国民主的最重要因素。
美国的国父们同样强调国家认同对于维系一个自由共和国的重要性，反对无限制移民。杰斐逊担心大量来自欧陆专制国家的移民会给美国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些移民可能会把其政府的统治模式和气质带到美国，甚至会传给子孙后代。出于同样的担忧，汉密尔顿指出：“一个共和国的安全根本上依赖于一种有活力的共同民族情感，依赖于统一的原则和习惯，依赖于免受域外偏见的影响，依赖于对总是与出生、教育和家庭密切相连之国家的热爱。”
川普主义中的国际贸易理念，是最常被人指责为背离保守主义的。其实，美国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汉密尔顿以及后来的美国辉格党人，都是川普对外贸易政策的先行者。尽管他们都强调对内实行自由市场，但对外则实行贸易保护，而非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在汉密尔顿看来，为防止英国等国家的进口货物摧毁美国的市场，保护美国的工商业，利用关税等杠杆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是必要的。汉密尔顿的目标是复杂的，不是仅仅为了保护美国的工商业，而且还考虑到不能完全依赖国外市场、调动美国社会的生产积极性等因素。美国内战前的辉格党人也认为，在国际领域推行教条式的自由贸易，将让美国的工人被迫与欧洲的工人进行竞争，而由于欧洲的工人工资低，美国的工人将失去竞争力，工资被迫拉低。而且，由于其他国家不会对美国取消关税，美国单方面降低关税无异于自我解除武装。
同样，川普主义并非一般意义上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而是支持附条件的全球化。在川普主义看来，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是不一样的，它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而不同的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如果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征收高关税，或者，如果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得到政府补贴，那么，另一些国家就有理由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贸易。新保守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川普主义，部分是因为他们反对限制移民的做法，也反对附条件的全球化。
可见，川普主义的确与当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不同，但它与传统保守主义却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新保守主义放弃了传统保守主义的一些原则，不断向进步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妥协，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不断缩小。譬如，新保守主义跟进步主义一样，支持经济干预和福利国家，支持放开移民，支持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等。问题是，倘若没有了有限政府，没有了资本主义，没有了国家认同，没有了自由和繁荣，新保守主义也就丧失了保守的对象。新保守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全世界大政府，而这正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
川普主义则旨在回归古典保守主义，坚守古典保守主义的原则和政治理想，强调有限政府、市场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并且根据现实需要调整自己的政策。西方的历史表明，在很多情况下，自由本身无法保卫自由，它的获得和维系只能靠自由之外的手段，甚至是看似与自由不相容的手段。宽容、开放、多样性、多元化等理念，本是自由的产物。但是，无条件的宽容和开放，没有边界的多样性，无限的文化多元等，都会摧毁自由本身。如果只沉湎于理想或者过于教条而不管现实世界，后果很可能是自杀性的。无论是美国国父们，还是内战时代的林肯，抑或是二战时的丘吉尔，他们都认为，要想捍卫自由，有时不得不诉诸自由之外的手段。这是自由的悖论。
川普主义将取代新保守主义（伪保守主义，实际上是进步主义，即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给美国保守主义注入新的动力，或者说，让美国保守主义重回美国传统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又一次复兴。
川普力主回归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客们和精英阶层大都崇尚大政府、高税收、福利国家以及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甚至出现了不少迷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川普在数次演讲中都强调，这些人将把美国带入深渊，他们的主张与美国精神格格不入，他们的纲领是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奴役之路。一进入白宫，川普就开始了减税、减少管制，意在让中小企业恢复活力，增加就业机会。由于川普的减税政策，美国每个家庭平均每年增加了 1600 美元收入。同时，部分制造业逐步回到了美国，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失业率创新低。
川普挑战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重申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性。自民权运动、女权主义以及同性恋运动以来，关心“边缘化群体”或者“少数群体”，就占据了意识形态、公共舆论和道德制高点，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穿上了政治正确的外衣，在美国社会畅通无阻、所向披靡。在这个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时代，川普通过提名并成功任命保守派大法官来捍卫基督教传统。
川普主义强调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倡导“美国优先”，反对全球主义和国际主义。在历史上，美国接纳了大量的移民，先是欧洲人，然后是亚非拉移民，他们都在“大熔炉”里经过历练之后，变成了认同美国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美国人。大量支持川普的人生活在小镇或者乡村，他们不喜欢大政府，不喜欢华盛顿的“沼泽”，不喜欢大都市及其所代表的全球主义。他们认为美国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害怕被“文化驱逐”（cultural displacement），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对此，川普主张，国家需要安全的边境，需要有力的国家认同。
从川普参与竞选开始，一些人就认为川普不是共和党人，并且，有不少建制派共和党人反对他，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决不支持川普的人”（never-Trumpers）。这些人基于川普的行事风格或者其对建制派的挑战而拒绝视其为共和党人，还基于他们秉持的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来看待川普。
从政策倾向与政治纲领的角度来讲，川普主义无疑属于传统保守主义。无论是川普对内的经济自由、社会保守政策，还是对外的移民限制、贸易保护等措施，都是传统保守主义所支持的，也都是美国历史上保守主义者推行过的。在很大程度上，川普主义并非异类，而是美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即使川普的反对者也这么认为。
就川普的社会经济政策而言，减税、减少管制、反对福利国家等无疑是符合真正的传统保守主义精神的，因为经济自由、有限政府从来都是传统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传统保守主义的鼻祖柏克对市场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说：“市场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相互发现自己需求时的会合。我相信，任何对市场是什么进行过深思熟虑的人，无不为（市场）平衡需求的解决这样的真相、确当、迅捷以及大体公正而感到吃惊。” 在谈到社会保障或者福利国家时，柏克意味深长地说：“为我们提供必需品不是政府的权力。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傲慢。人民供养他们，而非他们供养人民。政府的权力是阻止邪恶，而不是在这方面——或者也许任何其他方面——做好事。” 保守主义者担心，当政府过多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之后，它就会蜕变为一个“全能型政府”，人们在一切事务上都指望和依赖它。
尽管二战后兴起的新保守主义者也大体上认可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对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还是有所保留。譬如，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贝尔（Daniel Bell）都认为，自由市场倾向于导致几乎无休止的社会冲突和破坏，而资本主义则孕育着削弱社会根基的文化矛盾 。对于福利国家，新保守主义者明确表示“一点儿也不敌视”。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跟进步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太大区别。
就川普主义的社会层面而言，它是捍卫基督教传统、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而这与古典保守主义无疑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之所以支持川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卫护美国的基督教传统。这一传统也是古典保守主义者始终珍视的。无论是柏克，还是托克维尔，都强调过犹太－基督教传统对于自由和西方文明的重要性。
在柏克看来，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人们抛弃了基督教，有害的迷信将会取代它。托克维尔指出：“在美国，宗教不直接参与社会的治理，但是，它必须被当作首要的政治制度，因为如果说它没有使人们偏爱自由的话，那么，它也促进了自由的享用。”
就川普主义的移民和外交政策来看，它对国家认同、“美国优先”的强调，都与传统（古典）保守主义一脉相承。柏克强调（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国家具有神圣性。他说：“国家出自上帝的意愿，国家与一切完美事物的本源和原初典型之间的联系也出自上帝的意愿。上帝的这种意志是一切法律的法律、一切君主们的君主。” 柏克把国家看成一个有机体，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而且，他也赞同社会契约论，但与洛克、霍布斯、卢梭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大相径庭。他把国家看成一个在活着的人、已经故去的人和即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契约，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生命力的契约，它的维系靠宗教、习俗、惯例、法令等。这样的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国家认同，甚至有自己的国教。
托克维尔也对国家认同有着深刻的认识。当他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发现英裔美国人的独特之处——他们的清教徒精神、乡镇自治传统、对独立和自由的热爱等，形成了美国的国民性，使其与北美的法国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不同。这种独特的国民性构成了美国的民情，而这种民情正是维系美国民主的最重要因素。
美国的国父们同样强调国家认同对于维系一个自由共和国的重要性，反对无限制移民。杰斐逊担心大量来自欧陆专制国家的移民会给美国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些移民可能会把其政府的统治模式和气质带到美国，甚至会传给子孙后代。出于同样的担忧，汉密尔顿指出：“一个共和国的安全根本上依赖于一种有活力的共同民族情感，依赖于统一的原则和习惯，依赖于免受域外偏见的影响，依赖于对总是与出生、教育和家庭密切相连之国家的热爱。”
川普主义中的国际贸易理念，是最常被人指责为背离保守主义的。其实，美国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汉密尔顿以及后来的美国辉格党人，都是川普对外贸易政策的先行者。尽管他们都强调对内实行自由市场，但对外则实行贸易保护，而非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在汉密尔顿看来，为防止英国等国家的进口货物摧毁美国的市场，保护美国的工商业，利用关税等杠杆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是必要的。汉密尔顿的目标是复杂的，不是仅仅为了保护美国的工商业，而且还考虑到不能完全依赖国外市场、调动美国社会的生产积极性等因素。美国内战前的辉格党人也认为，在国际领域推行教条式的自由贸易，将让美国的工人被迫与欧洲的工人进行竞争，而由于欧洲的工人工资低，美国的工人将失去竞争力，工资被迫拉低。而且，由于其他国家不会对美国取消关税，美国单方面降低关税无异于自我解除武装。
同样，川普主义并非一般意义上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而是支持附条件的全球化。在川普主义看来，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是不一样的，它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而不同的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如果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征收高关税，或者，如果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得到政府补贴，那么，另一些国家就有理由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贸易。新保守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川普主义，部分是因为他们反对限制移民的做法，也反对附条件的全球化。
可见，川普主义的确与当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不同，但它与传统保守主义却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新保守主义放弃了传统保守主义的一些原则，不断向进步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妥协，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不断缩小。譬如，新保守主义跟进步主义一样，支持经济干预和福利国家，支持放开移民，支持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等。问题是，倘若没有了有限政府，没有了资本主义，没有了国家认同，没有了自由和繁荣，新保守主义也就丧失了保守的对象。新保守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全世界大政府，而这正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
川普主义则旨在回归古典保守主义，坚守古典保守主义的原则和政治理想，强调有限政府、市场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并且根据现实需要调整自己的政策。西方的历史表明，在很多情况下，自由本身无法保卫自由，它的获得和维系只能靠自由之外的手段，甚至是看似与自由不相容的手段。宽容、开放、多样性、多元化等理念，本是自由的产物。但是，无条件的宽容和开放，没有边界的多样性，无限的文化多元等，都会摧毁自由本身。如果只沉湎于理想或者过于教条而不管现实世界，后果很可能是自杀性的。无论是美国国父们，还是内战时代的林肯，抑或是二战时的丘吉尔，他们都认为，要想捍卫自由，有时不得不诉诸自由之外的手段。这是自由的悖论。
川普主义将取代新保守主义（伪保守主义，实际上是进步主义，即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给美国保守主义注入新的动力，或者说，让美国保守主义重回美国传统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又一次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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