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祸国 中共“英雄”杨虎城自食恶果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2年02月12日讯】与张学良一样，杨虎城之所以成为中共的“英雄模范”，完全是因为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西安军事叛变（“西安事变”），而据张学良透露，杨虎城才是叛变的主角，张不过是在旁协助。令杨虎城没有想到的是，西安叛变和平解决后，中共过河拆桥，杨虎城最终自食恶果。

杨虎城1893年出生于陕西一个农民家中。1911年辛亥革命后，落草为寇，成为当地著名刀客。其后参加陕西护国军，参加护法战争和军阀大战等。

1922年，杨驻军陕北榆林时，通过介绍，结识了陕西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魏野畴。魏长期在杨虎城部任职，对杨在思想上影响非常大。

两年后，杨虎城在孙中山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参加了北伐。其后，杨部受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1927年4月，蒋介石基于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对国民党的破坏，决意“清党”反共，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并予以抓捕。同情中共的杨虎城并没有完全追随蒋，只是让魏野畴等离开自己的部队。随即，中共成立了皖北特委，隶属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是魏野畴、南汉宸等。

同年10月，杨虎城提出加入中共，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并将部队改编为中共红军，但遭到了中共河南省委的拒绝。

其后，杨虎城与中共党员谢葆贞结婚。1928年，魏野畴等中共党员酝酿在杨部发动暴动，杨反对无效，只得暂时到外地游览。暴动失败后，魏野畴等被杀。这年秋天，中共同意接受杨虎城入党，但因为其身在日本，没有得到这一消息。

1929年，对中共略有不满的杨虎城率部投到蒋介石的麾下，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4师师长，驻防河南。蒋冯战争中则守备南阳，击败冯手下刘汝明的进攻。在蒋唐战争中，击败唐生智。

尽管杨虎城仍对中共十分同情、宽容，但却并没有赢得中共的信任，反而认为他是“投机军阀”，并决定继续破坏其力量。在中共中央指示下，中共河南省委对驻扎在河南的杨虎城军队不断发动暴乱和兵变，计有舞阳暴动、靖远兵变、两当兵变、蒿店兵变、耀县叛乱等，以致到1936年杨与中共代表谈判时明确提出希望中共“不要策动他的部队哗变”。

1930年中原大战时，杨奉蒋命率部返回陕西，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任命中共党员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代其主持省政府各项工作。

中原大战后，杨虎城的新编第14师升格为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共有6万多人，这支军队被称为“西北军”。杨则继续驻防陕西，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此后，在蒋介石的多方施压下，南汉宸离开了杨部。

不过，鬼迷心窍的杨虎城仍然对中共“照顾有加”。在其保护下，中共在杨部的组织一直秘密存在并迅速发展。如张汉民任团长的警卫团，1934年全团有中共党员200多人。1935年成立的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有中共党员近300名。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宋志先这样批评当时的西安乱象：“西安这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杨虎城应该也算其中之一。

这里说说很多国人都知道的小说《红岩》或者电影《烈火中永生》中那个“小萝卜头”宋振中的父亲宋绮云。影片中数说他是杨虎城的秘书，事实上，他是中共的命令去杨虎城部做新闻宣传工作的中共党员，并没有担任其秘书。

宋绮云在征得杨虎城同意后，改组一直进行反共宣传的《西北文化日报》。该报此后成为了主要由中共党员办的一份报纸。宋绮云还亲自撰写了《论攘外必先安内》等社论，“痛斥”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剿共”等所谓的“反动方针政策”。

宋绮云还向杨做了大量工作，并通过杨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去影响杨虎城。

1934年中共在国民党的一再围剿下，北上逃跑，逃到了陕西一带。1935年，蒋介石调张学良的东北军到陕西，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共同剿共。杨虎城掌握西安市军事控制权。

为了解除来自国民党的军事威胁，中共派杨虎城的老朋友、中共党员南汉宸以及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前去说服杨虎城。在1989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著述中已经明白无误的说道：“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同年12月，中共又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工作。”“1936年春王炳南则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共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已专门发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为杨虎城幕僚，并如何胜利完成策反杨、张和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

1936年4月，作为一方军阀的杨虎城为了扩张自己的军事势力，担心蒋介石对己不利，终与中共结盟，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建立联络站、交换情报、设立交通站等协议，初步形成了合作局面。此后，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国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杨部，非但已与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经同流合污。然后，再由杨虎城去合谋已经被中共包围的张学良。

就张学良其周围亦有多名中共党员和“左倾”分子，他们掌管掌握了张学良的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说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

中共抓住张学良和东北军丧土失家的“情结”，接近他，然后包围他，从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揽大权”，“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忿事急躁”的“少帅”张学良，终于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是非观。在中共的渗透下，充满野心的杨虎城和涉世未深的张学良同蒋介石在政见上的分歧加剧，他们反对蒋的剿共计划，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9日，中共地下党策划西安学生3千多人在广场集会，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次日，杨虎城即令宋绮云参加草拟《张、杨兵谏经过》、《张、杨八大主张》等重要文件。这些档都由宋绮云带回报社连夜印发号外。不久，在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后，张、杨发动了军事叛变。

西安军事叛变在苏联史达林的强硬态度下，中共被迫要求张、杨不要杀蒋，并一改以往的态度，好言劝说蒋介石。西安叛变最终和平解决，而中共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这场叛变使蒋介石国民政府“八年剿（共）匪之功，隳于一旦”；破坏了蒋介石抗日的战略部署；全面抗日的时间表被迫提前，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而起死回生的中共却在战争中趁机坐大。

可以说，没有西安军事叛变，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中国现代史也将被改写。因此，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理应被视为历史的罪人。而作为幕后策划者的中共（包括宋绮云），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在自己一直并不光彩的历史上又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样将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

西安叛变后，感觉上了中共当的张学良负荆请罪，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并为其囚禁，其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而助纣为虐的杨虎城，在被出尔反尔的中共抛弃后，曾质问中共党员南汉宸：“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

杨还对主战的孔从周、李振西表示不满说：“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蒋介石）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大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西安叛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撤销了一切职务，接着又被逼迫到欧洲考察。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多次要求回国抗日，回到香港后却被蒋介石诱捕，囚禁于大陆监狱，整整关了12年。在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后，杨虎城及其妻儿在重庆被杀，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宋绮云一家三口亦是如此。这不正是其自食恶果？！